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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十九（第3页）

请陛下派遣一位使臣，到平卢慰劳李正己属下的将士，就将他所献的钱赏赐给他们，使这些将士们人人感念君上的恩德；各藩镇知道了，也会明白朝廷不看重财货，一方面可以挫败奸雄的阴谋，一方面也能收揽天下人心，这是最好的对策！”

德宗非常高兴，便依照崔祐甫的计谋施行。

李正己由此知道朝廷有贤臣在朝，惭愧而心服。

天下人听说这件事后，都说德宗英明果断，将大有作为，太平盛世可以预见了。

崔祐甫的这些话，通晓礼仪制度，个中曲直处理得当，使强臣悍将惭愧而心服，真算得上是善于为国家谋划的人了。

然而，德宗只是在统治初期励精图治，任命贤才，虚心听从臣下的意见，所以崔祐甫的计谋才能得以施行。

后来，信任卢杞，先有朱泚的叛乱，后有李怀光的悖逆，故不得不像玄宗一样，逃离京城避祸汉中，宗庙社稷几乎断绝。

因而，德宗任用崔祐甫国家几乎臻于盛世，任用卢杞则几乎亡国。

君主任用官员，要慎之又慎啊。

【原文】唐初，赋敛之法曰租、庸、调，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

玄宗之末，版籍⑥浸坏，多非其实。

及至德兵起，所在赋敛，迫趣取办，无复常准。

赋敛之司，增数而莫相统摄，各随意征科，自立色目，新旧相仍，不知纪极。

至是，炎建议作两税法：先计州县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

户无主、客⑦，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⑧，以贫富为差；为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使与居者均，无侥利。

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

其租、庸、调、杂徭悉省，皆总统于度支⑨。

上用其言，因赦令行之。

张居正讲评：这一段是记述唐代施行“两税法”

替代“租庸调制”

的原因。

唐初，施行的赋税制度名叫“租庸调制”

。

根据这个制度，每个成丁授田一百亩，根据田亩数征收的钱粮，称为租，相当于后来的地租。

每个成丁每年要到官府服徭役二十天，如果不去服役，就要按照每天折绢三尺，交纳绢六十尺，称为庸，相当于后来为了不服役而交纳的役钱。

每户根据出产，交纳绫、绢等若干，称为调。

当时对农民所征收的赋税只有这三样，再没有别的摊派。

这个制度施行百年以后，到了玄宗末期，已经弊病丛生。

那时，经过战乱以后，户籍已经破坏了，政府记载的户口、田地，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

到肃宗至德年间，战乱不休，政府开支很大，于是各处征收钱粮，催督紧急，专卖征收又没有一定的法度，设立许多新的衙门负责征收钱粮，比方说盐铁度支、转运等使职，他们之间互不统属，各自巧立名目，任意征收；以前负责征收税赋的衙门征收完了，新设的衙门又来征收，新旧相继无止无休，租庸调制已经完全破坏了。

到德宗时，宰相杨炎建议施行两税法，先将各州县每年花费多少，以及上交国库多少算出来，然后再向百姓征收；根据开支的多少，确定征收多少，户口不分主客，只根据他们现在住在何处，就登记为当地居民；人不分成丁、中男，只根据家庭的财产多少分别等级；经商的，当地州县估算其货物的价值，每三十份中抽取一份，并让他们与居民一样服徭役，不得侥幸逃避。

百姓的赋税，每年分为夏、秋两季征收，所以称为两税法。

以前的租庸调制，及后来加派的一切杂徭，全部废除。

天下赋税，都由度支负责，其他部门及使职衙门不得干涉。

德宗认为这对百姓有利，便在建中元年施行新法，从此两税法成为历代沿袭的制度。

【原文】晏常以为：“办集众务，在于得人，故必择通敏、精悍、廉勤之士而用之；至于句捡⑩簿书，出纳钱谷，事虽至细，必委之士类；吏惟书符牒.，不得轻出一言。”

常言：“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

然惟晏能行之，他人效者终莫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