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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1页）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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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兴隆寺讲学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听众，自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成为王守仁的门人弟子，人多则见解各异。

正德六年（1511年）正月，就在王守仁刚刚调任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之后，弟子王舆庵、徐成之争论起朱学和陆学的是非来了。

王舆庵尊陆，徐成之尊朱，既然莫衷一是，便请王守仁出面裁决。

在我们看来，王守仁当然会站在陆九渊的一边，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设身处地来想，公然支持“异端邪说”

，与官方意识形态唱反调，这是要冒天下之大不韪的。

王守仁之前各种讲学论道，其实从不曾直面过这个问题，他和乔宇的那番对话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

而王舆庵、徐成之这一次等于逼着王守仁对朱陆异同做出明确表态，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忽然变成了生死攸关的抉择。

王守仁以一封长信作答，概而言之：“认为朱学是真理、陆学是谬误，这是长久以来的天下定论，怎是轻易撼动的？就算徐成之不站在朱学的立场上争辩，难道王舆庵的见解就能一下子被人接受吗？”

这怎么看都像是一种和事佬打太极的态度。

多年之后，王守仁检讨自己曾经有过乡愿习气，这一次折中王舆庵、徐成之的辩论正是乡愿之一例。

辩论当事人当然不会满意折中的、乡愿腔的答案，尤其是徐成之，他认为老师表面上虽然含糊其词、模棱两可，其实还是偏向王舆庵的。

王守仁被逼得紧了，只好又给徐成之写了一封长信，用的是语重心长、剖肝沥胆的口吻，讲出自己对朱陆异同的看法。

所谓朱陆异同，正是思想史上聚讼纷纭的话题。

简言之，两人的不同是所谓“尊德性”

与“道问学”

的不同。

这六个字出自《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

在《中庸》的逻辑里，圣人之道遍布天地之间，化育万物，博大精深，具体内容多到数不清，所以普通人没有能力施行圣人之道，只有至德之人才行，所以君子才需要“尊德性而道问学”

云云。

以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尊德性”

是指推崇道德，提高道德修养；“道问学”

是指学习具体而客观的知识；那么“尊德性而道问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