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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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兰西急切地盼望着上学的日子。

她以为只要上了学，很多好东西就会随之而来，而她巴不得能早点儿得到那些。

弗兰西一直是个孤独的孩子，所以她渴望其他孩子的陪伴。

她还很期待能用学校院子里的饮水器喝水，这种饮水器的龙头是朝上的，弗兰西一直以为里头装的肯定不是一般的白水，而是苏打水。

爸爸妈妈也和她说过学校里的教室什么样，她真想亲眼看看那种能像百叶窗一样卷上卷下的地图。

而要说她最期待的，肯定就是那套“学校专用文具”

了：有一个笔记本，一块小石板，一个装满新铅笔的滑盖铅笔盒，一块橡皮，一个大炮形的锡质转笔刀，一块擦笔布，还有一把六英寸长的黄色软木尺子。

要上学就得先打疫苗，法律是这么规定的。

这事可引起了不小的恐慌！

卫生部门费尽口舌，试图向目不识丁的穷人解释，疫苗就是把一种完全无害的天花病毒打进孩子体内，这样孩子对真正要人命的天花就有抵抗力了。

可家长们完全不买账。

他们只能听出这是要往健康的孩子身上打病毒。

有些在外国出生的家长坚决不允许孩子打疫苗，所以孩子也就上不了学，于是法律就要追究他们不让孩子上学的责任。

“这算哪门子自由的国家？”

他们抱怨道，“人活多长都是命。

法律逼着人送孩子上学，要上学还得让孩子冒生命危险，这算是哪门子的自由？”

于是哭哭啼啼的母亲们只得拽着大声哭嚎的孩子去卫生中心，那样子活像是送无辜幼儿进屠宰场。

孩子们一看见注射器就歇斯底里地尖叫起来，而坐在接待室里等着的母亲们也拿围巾蒙着脑袋哭天抢地，简直像给死人哭丧似的。

那年弗兰西七岁，尼利六岁。

凯蒂没让弗兰西到了年纪就上学，她想着两个孩子同一年上学的话，万一被大孩子欺负了还能互相有个照应。

于是在八月的一个可怕的星期六，凯蒂趁上班之前先走进卧室，叫醒了孩子们：

“听好了，你俩起床以后，好好把身上洗干净。

等到了十一点，就到街拐角找那个管公共卫生的地方，跟他们说你俩今年九月份上学，所以要打疫苗。”

弗兰西开始哆嗦，尼利直接哭了出来。

“妈妈，你和我们一起去行吗”

弗兰西央求道。

“我得上班，不然谁替我干活儿赚钱？”

凯蒂用怒气冲冲的态度掩饰着自己的愧疚。

弗兰西没再说什么。

凯蒂知道自己让孩子们失望了，可是她也没有别的办法。

没错，她应该和孩子们一起去，去给他们些慰藉，有她在也能给他们壮壮胆。

可是她很清楚自己受不了那种场面的折磨。

何况不管她自己在不在，孩子们都必须要打防疫针，这一点她无法改变。

那三个人里至少有一个能从这种痛苦中逃脱，又有何不可呢？再说了，这个世界本来就是艰险又苦涩的—凯蒂对着自己愧疚不安的内心说—既然他们要在这么一个世界里生活，那就不如让他们从小就坚强起来，学会照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