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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写生（第2页）

有些老花眼镜是两用的，上面是平光，下面是老光。

然而老光只有小小一部分，只能看一小块，不能看全面，而画画必须顾到纸张全面。

这种眼镜只宜于写字，不宜于画画。

因此，我老来很少写生了。

一定要写，只有把眼镜搁在眼睛底下鼻孔上面，好像滑稽画中的老头子。

但这很不舒服，并且要当心眼镜落地。

然而我最近到杭州游玩时，往往故态复萌，有时不免要摸出笔记簿子来画几笔。

这一半是过去习惯所使然，好像一到杭州就“返老还童”

了。

使我吃惊的，是新中国成立后在人民的西湖上写生，和从前在旧西湖上写生情形显然不同，上述的两种不方便大大地减少了。

被画的人知道这是“写生”

，不讨厌我，女人决不吐唾沫。

反之，他们有的肯迁就我，给我方便。

有一次我坐在湖滨的石凳上，看见一个老舟子坐在船头上吸烟，姿态甚佳，我就对他写生。

他衔着旱烟筒悠然地看山水，似乎没有发觉我在画他。

忽然一个女小孩子跑来，大叫一声“爷爷！”

那老舟子并不向她回顾，却哼喝她：“不要叫我！

他在画我！”

原来他早已发觉我画他了。

这固然是一个特殊的例子，然而一般地说，人都开通了。

这在写生者是一大方便。

围着看的人当然也有，然而态度和从前不同了。

大都知道这是“写生”

，就不用看戏法的态度对待我了。

大都肃静地站在我后面，低声地互相说话：“壁报上用的。”

“上海去登报的。”

（他们从我同游的人身上看得出我们是上海来的。

）有时几个青年还用“观摩”

的态度看我作画，低声地说“内行”

的话；倘有小孩子吵闹，他们代我阻止，给我方便。

这些青年大概也会作画。

现在作画的不一定是美术学校学生，一般机关团体里都有画家，壁报上和黑板报上不是常常有很好的画出现吗？

由此可知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知识都增加了，思想都进步了，态度都变好了。

在“写生”

这一件小事情中，也可以分明地看出。

1959年6月9日于上海

（1）　延龄路，即今杭州延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