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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宇宙未济人类无我（第2页）

他要冲到政治的舞台上，实现伟大的抱负。

他认为，结社与言论是当务之急。

他紧紧追随康有为，担任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的主笔，针砭时弊，宣传新法。

他的如椽大笔，开始锋芒毕露。

同时，他协助康有为组织强学会，担任书记员，不断吸收着有着共同抱负的英雄才俊。

维新变法开始风生水起，随后便又迅速夭折。

9月21日，梁启超在谭嗣同的寓所，忽然接到消息—朝廷开始抓人了。

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

，而谭嗣同郑重地托付他“试入日本使馆谒伊藤氏，请致电上海领事而救先生（康有为）焉”

，而后从容地端坐家中，静候最后时刻的来临。

9月26日，梁启超剪辫易服，化装成日本人，在公使馆的掩护下，从塘沽乘日舰，逸出天罗地网，东渡扶桑。

夕阳西沉，大海茫茫，梁启超回望渐渐远去的故国，悲切之情呼啸不已，他立下誓言：“吁嗟乎！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飘然一身如转蓬

梁启超在《去国行》中写道，“飘然一声如转蓬。

披发长啸览太空”

。

到了东京后，他一直不停地反省，开始在改良与革命之间徘徊。

梁启超早年的思想皆来自康有为，他用自己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君主立宪”

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他开始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等新说，并愿意跟孙中山合作。

1902年，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

康有为见后异常气愤，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而他坚持“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

的原则，不肯妥协。

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

随后，康有为令梁启超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而梁启超的到来，使得众多的革命团体开始往保皇会组织靠拢，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笔锋常带感情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

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1902年，虚岁满30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