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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校时,这位身着新棉袄,外罩黑色长袍,又套件皮背心的少年格外引人注目,虽然是土里土气的乡下孩子,闻一多入学考试和新生分级考试成绩显著而令师生不得不刮目相看。
同学们用谐音的英文词Widow(寡妇)给他起了绰号,后来潘光旦建议他改名为一多,符合闻一多取消姓氏的主张,他立刻笑领了。
1916年,闻一多便开始在《清华周刊》上发表系列读书笔记,总称《二月庐漫记》。
1919年五四运动时,异常振奋的闻一多,连夜用大红纸抄录岳飞的《满江红》,贴到饭厅前的布告栏里,鼓舞大家“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热血青年应该马上奋起。
他被选进了清华学校学生代表团,并代表学校出席了全国学联会议。
1922年7月16日,闻一多乘坐海轮,离开上海,缓缓驶向太平洋,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活。
在美国,闻一多爱上了绘画和诗歌,他开始与著名的画家和诗人交往,逐步步入艺术的殿堂。
爱国思乡,**难抑,闻一多的诗情犹如火山喷发一样迸发出来。
到了第二年的9月,他便出版了第一本个人诗集《红烛》,初步奠定了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的地位。
闻一多的诗,是他的艺术主张的实践,开创了格律体的新诗流派。
他的大多数诗作,犹如一张张重彩的油画,他不仅喜用浓重的笔触描绘形象,渲染气氛,尤擅于在大胆的想象、新奇的比喻中变幻种种不同的情调色彩,再配上和谐的音节、整饬的诗句这些优美的艺术形式的框架,使他的诗成为一幅完整的艺术品。
中国!
中国!
你难道亡国了吗?
1930年秋,闻一多受聘于国立青岛大学,任文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
当时的青岛是一个受殖民影响相当严重的海滨名城,日本人在此气焰嚣张,为非作歹。
曾有青岛大学学生在海滩上无端被日本浪人打得遍体鳞伤,日本浪人反把学生送到警察局扣押。
警察一面向日本人谄笑,一面打电话指责校方放纵学生。
闻一多闻而大怒,一面大声疾呼:“中国!
中国!
你难道亡国了吗?”
一面找校长评理。
在闻一多和学生们的强烈抗议下,警方不得不释放学生。
1932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山东地方势力的争权夺利斗争延伸到青岛大学内部,派系纷争,风潮迭起,闻一多受到不少攻击与诽谤,被迫辞职。
他离开青岛,回到母校清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
当时的中文系主任为朱自清,两位诗人兼学者开始论学共事,并且成为挚友。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后,闻一多开始了南迁的漂泊生活。
在长沙短暂停留后,闻一多随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进行南行,开始了长达3300余里的伟大迁徙。
他戴着一顶普通的礼帽,穿着夹大衣,和学生们走在一起,一路上唱着《松花江上》等抗日歌曲,情绪慷慨激昂,历时68天,最终来到昆明。
老朋友杨振声曾半开玩笑地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
到达昆明后,闻一多骄傲地对杨振声说:“假使这次我真带了棺材,现在就可以送给你了。”
然而,他没有料到,这座四季如春的城市会是他生命的终点。
当尾巴有什么不好?
1943年3月,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一书出版,此书的发表,是失去精英知识分子的一个前奏。
在这本书中,蒋介石公开宣称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专制主义。
他不仅反对共产主义,连自由主义也不能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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