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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羡林 真情真实真切（第4页）

，便是读书、治学和写作，唯一认同的也只是“北大教授”

和“东方学者”

的身份。

他曾说：“我非常平凡，没什么了不起的，如果我有优点的话，我只讲勤奋。”

季羡林的勤奋程度，少人可及。

每天凌晨4点，北大朗润园13号公寓的灯准时点亮，季羡林开始了一天的读书学习，几十年如一日，从无间断。

他曾说，如果一天不写东西，到了晚上，就会感觉“像犯了罪一样”

。

为了专心研究，独自过了16年，他才把家属接来。

即使“文革”

期间做看门人时，他仍然暗自怀揣小纸片，翻译蜚声世界文坛的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而他平生最艰巨的两部书—长达80万字的《糖史》和长达数十万字的吐火罗文A方言（焉耆文）的《弥勒会见记剧本》的译释，都是在耄耋之年完成的。

当时为了写《糖史》，在长达两年的时间中，80多岁的他每天都要跑一趟图书馆，风雨无阻。

2003年冬天，92岁的季羡林住进了北京301医院，从入院第一天起，将病房当作了书房。

“只要有一口气，就得干活儿”

，他依然坚持每天6点起床读书，笔耕不辍。

但凡输液，他必伸左手，留下右手写东西。

由于眼睛必须保护，不能再看电视，他便订阅了13份报纸和若干大学的校报，由秘书李玉洁或护士念给他听。

直到2006年底，一部《病榻杂记》就这样渐渐出来了。

去世前的几天，他还在每天听读报，每天思考问题，写下治学心得。

2009年7月11日上午9时，季羡林在医院辞世，享年98岁。

他生前遗愿是将骨灰分为三部分安放：一部分在北京；还有一部分骨灰安放在河北，因为他生前曾跟好友约好要安葬在一起，“谈一谈生前不能谈的问题”

；而另外一部分，则由其儿子季承及家人一同带回老家，与父母以及妻子合葬在一起。

2010年4月5日，清明，季羡林的部分骨灰在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官庄村安葬。

至此，他终于实现了生前遗愿—回到“母亲身边”

。

一介布衣，言有物，行有格，贫贱不移，宠辱不惊。

这位在战祸不绝的年代背井离乡的游子，体味了颠沛流离的跌宕人生，而他用一生勤奋点亮的那盏明灯，成为很多人尘世间一处静谧恬淡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