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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乾 未带地图的旅人（第2页）

就在他从地毯房领到第一次工钱时，苦命的母亲死去了，萧乾成为孤儿。

他的大堂姐见他可怜，对其多方照料和保护，并成为他的启蒙老师，为他讲述《济公传》《小五义》和《东周列国志》里的故事。

初中毕业后，16岁的萧乾一度充任北新书局练习生。

工作之余，他读了鲁迅的《呐喊》《彷徨》和《语丝》上的文章，深受启发。

他对易卜生《国家公敌》中一句台词“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

特别喜爱，于是抄录作为座右铭。

1928年，18岁的萧乾到中国南方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教师，1年后，他以教书所得的积蓄为学费，回到北京，考入当时最有名的大学燕京大学，不久又转入辅仁大学。

他先学英国文学，后改学新闻专业，美国的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就曾经做过他的老师。

1933年，萧乾开始在课余写小说，这年10月，第一篇小说《蚕》发表在沈从文编的《大公报》“文艺”

上。

也正是在这一年，他结识了正在编《文学季刊》的巴金，两人从此建立了终生不渝的友谊。

你还犹豫什么！

1935年初春的一个下午，杨振声约萧乾去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吃茶，在座的有沈从文和天津《大公报》的总经理胡霖。

胡霖个子矮胖，方脸上戴着一副度数很高的近视镜。

和善之外，他给萧乾的印象是精明，表现在听人讲话时注意力十分集中，而回答时干脆果断，不拖泥带水。

当时，胡霖正想物色一个既能编《小公园》，又能兼管11种副刊工作的人，于是，年轻的萧乾得到了这个机会。

7月1日，当萧乾走进《大公报》时，万没想到这家大报馆竟然那么简陋：编辑部在二楼，只是个长长的统间，一排排地摆了五排三屉桌；迎门两排是由曹谷冰、许萱伯和王芸生坐镇的要闻及社评版（胡政之和张季鸾两位老板另各有小办公室），然后是国际版的赵思源、马季廉和费彝民，再进去是本市版的张逊之、何毓昌和高元礼；副刊和体育等在最后一排，校对和译电人员则挤在角落里。

1936年6月，萧乾采访了在南京担任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的冯玉祥将军。

岂料报道见报时，新闻检察官把萧乾所写的访问记中关于谴责日本关东军的侵略暴行和对“一二·九”

学生运动赞扬的内容统统砍掉了。

萧乾将此事告知正在上海的斯诺，斯诺立即让萧乾写封介绍信，他立刻去会见冯玉祥将军。

不久，上海一家英文报纸就刊登了东京政府向南京政府强烈抗议的消息，指责冯玉祥向美国记者斯诺发表了对日本不友好的言论。

1939年夏天，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来信，邀请萧乾到该院中文系任讲师。

当时的欧洲已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所笼罩，去还是不去呢？胡霖听说后，怂恿道：“这可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事，你还犹豫什么！”

他分析欧洲战局瞬息万变，正是记者报道的千载难逢的机会。

1939年9月1日，萧乾登上了赴英国的轮船，就在这一天，德国入侵波兰，两天以后，英法被迫对德宣战。

在英国，萧乾先是做教师，兼任《大公报》驻英记者，后来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

未带地图的旅人

1940年，纳粹德国开始对伦敦展开大轰炸。

此时，来自中国本土的庚款留英学生均已陆续回国了，萧乾成为旅英华人中唯一的记者。

他的心情是矛盾而豪迈的。

他胆子并不大，当然也贪生怕死，巴不得还舒舒服服地留在剑桥大学城，每晚踏踏实实地上床睡觉。

但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他自称是“未带地图的旅人”

，庆幸伦敦大轰炸时，自己能在场。

从广播中得悉，来袭的敌机每晚都超过1000架次。

8月20日那晚，竟出动了7900架次，而英国起飞应战的喷火式战斗机的数目也不相上下。

那阵子，白天一拉空袭警报，伦敦市民便要狼狈地四处找地方隐蔽，每晚还得睡在地下铁道硬邦邦的站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