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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挑战国家的人物家永教科书诉讼（第3页）

1982年4月18日，最高法院废除原判，送回东京高等法院重新审理此案，主要理由是“有必要更加缜密地探讨《学习指导纲要》与教科书记述之间的关系”

。

1989年6月27日，再次审理此案的东京高等法院以“毫无上诉利益”

为由终结诉讼。

1984年1月19日，围绕1980年度和1983年度的教科书审查意见，家永三郎再次以国家为对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给予赔偿，史称“第三次教科书诉讼”

。

1989年10月3日，东京地方法院宣布，“加藤判决”

尽管承认在个别历史问题上文部省滥用了审查权，但认为审查制度符合宪法。

家永三郎不服判决，10天后提出上诉。

1993年10月20日，东京高等法院宣布“川上判决”

，认为审查制度符合宪法，但对“南京大屠杀”

、“日军对妇女的残暴行为”

等问题的审查上滥用了裁量处理权。

尽管得到部分胜诉，但家永三郎再次上诉。

1997年8月29日，最高法院宣布“大野判决”

，认为文部省的“审查意见中四处违法”

，其赔偿额增至40万日元。

至此，长达32年的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以家永三郎的部分胜诉而告终。

从表面上看，家永三郎针对教科书审查制度提出诉讼是有关历史记述内容的争论，但其实质目的是明确国民拥有教育权。

也就是说，国家权力介入学术和教育违背宪法精神，文部省对教科书的审查是国家以特定学说评价或干涉其他学说，是一种粗暴侵犯学术自由的非法行为。

另一方面，尽管家永三郎个人提出教科书诉讼，但很快发展成为较有影响的大规模市民运动。

各界人士组成诸多团体，对家永三郎进行声援，其活动不仅有力地揭露了以自民党保守政权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倾向，而且也唤醒广大民众对历史事实的认识。

尽管各种判决并没有达到诉讼的目的，但其意义不可低估。

正如家永三郎的“抵抗”

、“否定之论理”

史观体现了历史发展的非主流方面那样，也正如“日本教职员工会”

作为教育第一线成员组织从战后初期的反体制斗争到1960年底以后的体制内斗争、再到冷战结束以后与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携手合作那样，与其说日本人的历史认识来自内心，倒不如说是更多受到国际环境的影响。

从本质上讲，这是一个历史记忆容易经常发生变化的民族，因为他们最关注的是现实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