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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机构阴谋与国家（第3页）

这种信任——和值得信任——既包括诚实，也包括能力。

当我们相信机构会履行承诺、履行职责时，我们相信它们会努力做到这一点，也相信它们有能力取得成功。

与个人一样，仅凭诚实或仅凭能力都不足以获得完全的信任：用意良好但功能失调的组织不值得信任，而隐藏了真实目标与行动的高效团队也不值得信任。

就个人而言，我们似乎有理由怨恨那些辜负了我们信任的机构和组织，而欣赏那些履行了自己承诺的机构和组织。

如果一个机构、公司或组织的态度不能代表其成员或员工态度的全部，那么如何判断它是善意或恶意的呢？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概念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组织可以体现许多或大多数参与组织的人没有明确认可的价值观和态度；同样，每一个组织都会有相关的程序、政策和结构等，它们既可能履行承诺，也可能与其相背离。

这种过程和政策比任何特定的员工或成员群体的影响力都持久，并引导新加入者的行为和态度。

相信“体系”

一些机构、公司和组织结构完备并有共同的目标，我们因其在某些情况下，拥有承诺、意图和能力而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准个人的，可以赢得我们的信任或不信任。

但我们也可以对是否相信那些更不明确的实体——政治（而不是某个政客或特定政党）、大企业（而不是某个商业领袖或特定公司）、法律体系或媒体说长道短。

对这些系统的信任或不信任有意义吗？或者我们应该仅仅从可靠性和不可靠性的角度来思考，正如我们对机器或自然现象所做的那样？

这个问题没有直接的答案，但我们可以用一些问题加以区分。

出问题的系统是否履行了它们应履行的功能，实现了其主要目标？例如，可以说，法律制度的总体目标是确保所有人在法律面前得到公平对待。

如果我们认为这一目标总体上已经实现，我们就应该相信法律体系；如果我们认为它不是，我们就应该怀疑它。

而媒体的总体目标是确保信息和意见的自由传播；如果它在整体上做到了这一点，我们就有理由相信媒体已经实现了这个目标。

（我们可以进一步问一些更详细的问题，比如我们是否信任个别记者，或个别报纸或电视频道，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情况下给出不同的答案。

）

也许这听起来太理想化了。

你可能会怀疑，法律制度的真正目的是确保权力仍然掌握在富有的精英手中，而不需要以暴力来镇压工人阶级。

你还可能会怀疑，媒体的真正目的是为媒体所有者赚钱，并使他们能够对当选的政客施予最广泛的影响。

你可能会认为，相对于这些目标，法律体系和媒体都取得了成功。

这是否意味着你信任这些系统？不。

如果你是对的，而这是法律制度或媒体的真正目标，那么你就有权产生怀疑，因为这些制度的真正目的与其公开的崇高理念不符。

没有一家报纸明确表示自己主要是为了赚钱而对政客施加不当影响；老贝利法院大楼的门上刻着一句格言：“保护穷人的孩子，惩罚作恶的人”

，而不是“保护富人，打压穷人”

。

这与像黑手党这样公开的犯罪组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些组织不会打着为非会员谋取利益的旗号。

我们对这些组织那些骇人听闻的行为和影响感到愤慨是正常的，但如果你对其感到失望或认为被其出卖反倒不可思议。

对他们的行径，难道我们还有什么指望不成？相比之下，如果法律体系背叛了我们，它的确是为了袒护富人、打压穷人，那我们就会感到愤慨。

尽管我们在此已离典型的信任关系越来越远，因为这种关系只存在于两个彼此很了解的人之间；而在现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正试图拓展业已建立起来的概念和观点，这还不是指对组织结构化的拓展，而是推广到整个社会系统。

因此，我们不必对这样的延伸感到惊讶。

在很多个人案例中，我们也是把信任问题转化为值得信任的问题——对一个人或一个机构来说，值得信任是什么意思？而我们已看到兑现承诺是值得信任的核心要素。

然而，对一个系统而言，它越分散和缺乏中心，就越不容易履行其承诺。

这点越明确，也就越能证明为何没法用值得信任或不值得信任来表述对体系的信任。

一个错综复杂的问题是，像在“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