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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机构阴谋与国家（第5页）

阴谋论把这一切解释得很容易。

这类理论通常具有自我隔离的特性，因为它们为明显有问题的证据提供了现成的解释。

当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阴谋：那是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阴谋。

当然，渥伦委员会（Warrenission）发现李·哈维·奥斯瓦尔德（LeeHarveyOswald）是一个单枪匹马的杀手：黑手党或美国联邦调查局或美国中央情报局有效地掩盖了他们的踪迹和（或）让该委员会（包括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受到牵连。

当然，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还在声称他们真的登上过月球：否则他们将失去英雄地位，并面临谁知道会是什么报应的风险。

正如哲学家布赖恩·基利（BrianKeeley）所指出的，那些阴谋论的理论家将他（也有可能是她）自己所从事的研究视为一项实际上根本无法推进的研究，这似乎可以有力地证明表面上的证据不足取。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应该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数据和数据来源。

一旦我们从一开始就持有了这种态度，也就很难转向以信任的眼光去寻找证据。

一般而言，如果我们对别人告诉我们的话采取默认的不信任态度，我们就不太可能收集到表明其可信的独立证据。

不可信的焦点在于不诚实，即不是没能力去做，而是想掩盖。

的确，阴谋论强调对组织规划阴谋之人的尊重。

毫无疑问，肯尼迪阴谋论所牵连的组织是那些我们熟知的强大而有效的组织。

指责当地的多米诺俱乐部策划了肯尼迪案是荒谬的，除非我们假设多米诺俱乐部和更强大的机构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

一个单独的枪手，或者一小群密谋者，都可以实施暗杀，但是大范围的隐藏是不容易的。

在暗杀、假登月、绑架猫王这些已经发生的事件中，组织势力和能力是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是，这些故事中掩盖真相而永不示人的部分。

的确，掩盖看起来是更具挑战性的任务，因此，阴谋论的弱点是：伪造登月计划的参与者人数众多，能让这些人保持沉默，这需要多大的能耐？

对是否信任某人的所有权衡都会考虑到其动机、性格以及所面临的外部激励。

阴谋论通常涉及一个关于当事人邪恶或自私动机的叙事。

但即使是这样，在权衡时也必须考虑掩盖的成本和风险——如果这些组织是强大且残暴的，那他们为什么要费心通过秘密手段来实现他们的目标？阴谋论的理论建构立足于一种彻底的怀疑立场，这种立场单靠推理是很难动摇的。

国际关系中的信任

关于国际关系的研究往往关注冲突如何开始、结束，条约谈判，国际组织如何运作以及国家在不同背景下如何相互作用等。

信任和不信任无论作为一般互动模型的一部分，还是应用于具体的案例研究，有时在解释这些现象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冷战是如何发展的？最终是如何在没有演变成热战的情况下得到解决的？为什么西欧国家能够较快地从20世纪40年代的全面战争过渡到不断增强的经济与政治的合作？种族间的敌对是如何发展的？它们能否得到遏制？

我们可以将信任或不信任视为国家之间、个别领导人或谈判者之间或“非国家行动者”

之间的关系，包括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恐怖组织以及可能超越国家边界的宗教或种族团体。

不同类别的成员之间可能存在信任或不信任。

例如，一个外交官或总统可能不信任某个种族群体，或信任一个他国。

而非政府组织，如国际红十字、红新月会，则普遍受到各个国家与个人的信任。

也许正是因为有如此广泛的信任者和受信者，所以对于国际关系中关于信任的最有成效的思考方式是什么，存在重大的分歧：我们在其他领域和学科中看到的许多不同的方法都应用到了这个领域。

一种趋向主流的观点是计算风险，并预测其他国家、非国行动者或个人的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信任就是根据感知到的他人的动机和利益，对他人未来的行为做出判断，并对所冒的风险进行评估。

这种信任风险在经济学家那里叫“信任博弈”

。

在信任博弈中，参与者得到一笔初始金额，他们可以持有这笔钱，也可以与合作伙伴一起进行“投资”

，以期获得更高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