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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机构阴谋与国家（第6页）

另一种更感性或更道德的方法是对信任持一种相对乐观的态度，认为另一个人会做正确的事情，或者会有善良的行为。

这可能是英国政客和外交官所设想的那种信任，他们满怀希望地谈到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

：这应该是一种建立在两国之间持久友谊基础上的关系，这种关系涉及文化亲和力和共同价值观，而不仅仅是碰巧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了与当前利益相一致的政治联姻。

实际上，人们希望从这种特殊关系中得到的部分好处是，美国将帮助英国，即使这显然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其实是，帮助英国的反例更容易找到。

）

这些关乎信任的不同观点将对各国能够合作的情况做出不同的判断，并预测彼此的行为，原因很简单，因为双方都知道各自面临的约束条件。

在冷战期间，美国和苏联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自己拥有再次开战的能力。

也就是说，每一个国家都能够通过发动毁灭性的核攻击，来应对对方的核攻击：攻击者不可能一下子完全摧毁对方的核能力。

双方达成的共同毁灭原则（MAD）对两国的行为进行了公开限制，前提是双方都希望生存和繁荣，这意味着双方的行为在各个方面都可以预测。

（与这种情形相比，如果只有一个压倒性的力量，或者一个疯狂或功能失调的国家，就不能假设它会把自己的生存放在首位。

）

这是信任的一种情形吗？如果我们主要从计算风险和预测的角度来考虑，那么答案是肯定的。

超级大国能够很好地了解彼此的弱点、优势和利益，并在此基础上做出明智的决策。

但如果我们主要从关系、仁慈、情感和道德的角度来考虑，那就不是。

每一个超级大国都有非常不同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且它们之间没有感情。

他们都不认为对方是出于人类的善良、善意或做正确事情的愿望而克制自己。

我们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不同的信任概念适用于不同的情形：我们可以看到，一种信任在冷战期间很容易获得，而另一种信任则难得多。

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来坚持只有某一种才是真正的信任，因为这两种概念都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信任有不止一种概念，而且要特别小心地，不要把我们对一种信任的直觉或研究，假设它们会适用于另一种信任。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研究了人们在信任和合作意愿上的差异，注意到这在不同的人和不同的环境中是不同的。

我们能把这些观点应用于国际关系吗？当然，通过研究这一议题会收获颇多，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个学科研究的“信任”

是另一个学科中所感兴趣的“信任”

。

我们还必须谨慎地把个人之间正在发挥作用的信任与合作的态度扩大到适用于人民与国家或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上。

和公司一样，国家经常被视作“准个人”

，但这种类比有其局限性。

最后，国际关系中的信任可以是诚实、能力或两者兼而有之。

一个国家是否可信，是否会遵守其条约、义务，取决于它是否有或曾经有遵守的意图。

但这也取决于它是否有物质和其他资源来支撑它的遵守。

假设懦弱的领导人不具备履行承诺所需的政治资本，那他们就不可能被信任。

但如果战败国无力履行条约，那么它就无资格谈信任或不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