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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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本义。

余尝抉其隐，以为德裕敢作敢为，深得武宗信用，略类安石，司马光痛恶安石，因而恶及德裕，不惜倒行逆施，同情于险谲之逢吉。

简言之，怀挟着满胸私见，其为信史也几希矣。

至于德裕被贬，显因宣宗深恨武宗，唯其察而不明，故惑于党人无君之谮，孙甫、张采田之解释，最得其实44。

此后兴吴湘之狱，更是小人无聊之构陷，湘自有应得之罪45，检阅《旧·纪》一八下，便自明白。

大中五年末准由崖州归葬，咸通二年再敕复太子少保、卫国公，赠左仆射46，宣、懿两朝亦稍觉自坯长城之失计矣47。

《旧书·德裕传》末云：“史臣曰：臣总角时，亟闻耆德言卫公故事，是时天子神武，明于听断，公亦以身犯难，酬特达之遇，言行计从，功成事遂，君臣之分，千载一时，观其禁掖弥纶，岩廊启奏，料敌制胜，襟灵独断，如由基命中，罔有虚发，实奇才也。

……所可议者不能释憾解仇，以德报怨……”

所赞许并无溢美，然除恶唯恐不尽，如必责德裕“以德报怨”

，则是熏莸杂处，非深于治道者所当出此论也。

（三）吉甫何以受谤

元和前半叶僧孺、宗闵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已于四十一页注1辨明。

唯是，元和三年贤良对策案之真相，迄今犹未被揭露，因之，史家对于牛党之批判，往往不得其平，是不可不于此处亟作补充，免时人再生误会。

考吉甫相宪宗凡两次：第一次，二年正月以中书舍人入相，三年九月出为淮南节度。

第二次，六年正月自淮南入，至九年十月卒于位。

当三年初策试贤良时，僧孺、皇甫湜及宗闵皆条对甚直，有人泣诉上前；泣诉者何人？旧有两说：一曰吉甫，如《旧书》一七六《宗闵传》及一六九《王涯传》，是也。

一曰权幸或贵幸，如《旧书》一四《本纪》、一四八《裴垍传》及《会要》七六，是也。

于是主试及覆阅官杨於陵、韦贯之、裴垍、王涯辈均贬降。

此疑案之最要关键，在牛、李二人之策文，如果确是攻击吉甫失政，则此等文章正牛党后来宣传之极好资料，党人尤应大事表扬，何以都不见于晚唐书说？此点最是疑问。

若就当年宰相而论，郑絪先入中书，资历老于吉甫，如果是概括的攻击时宰，则负责者尚有絪及武元衡二人，何以偏吉甫独自泣诉？而且，吉甫流落江淮，逾十五年，永贞之末，始自散州饶刺入为中书舍人，作相至此，仅一年有二月，初非根深蒂固之权贵，何至要胁贬三四大臣？更何敢一再要胁？（贯之及涯均在道再贬）余尝检视湜策，则其文有云：“今宰相之进见亦有数，侍从之臣，皆失其职。

……夫亵狎亏残之微，褊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

；（《皇甫持正集》三）纯是集矢宦官，于宰相无深责。

余乃悟牛、李（宗闵）新进气盛，牛又由韦执谊而登第（见李珏《僧孺碑》及杜牧《僧孺志》），承王叔文派之风气，策文所指斥，应与皇甫同途。

湜官不过郎中，比较无所畏忌，故其对策得与刘（上艹下贲）同传。

牛、李（宗闵）则后来身居宰辅，投鼠忌器，唯恐内官旧事重提，不安于位；又以早年对策，喧腾一时，遂计为接木移花，以转人视听，吉甫泣诉之谰说，夫于是应时产生，《宪宗实录》之被牛党重视48，此其一因也。

《旧书》一四八《吉甫传》云：“先是，制策试直言极谏科，其中有讥刺时政，忤犯权幸者，因此（裴）均党扬言，皆执政教指，冀以摇动吉甫；赖谏官李约、独孤郁、李正辞、萧俛密疏奏陈，帝意乃解。”

则不特非吉甫泣诉，吉甫且犯教唆之嫌，与《旧·宗闵传》恰恰极端矛盾，余信其近于事实。

《通鉴考异》一九乃云：“裴均等虽欲为谗，若云执政自教指举人诋时政之失，岂近人情耶？吉甫自以诬搆郑絪、贬斥裴垍等，盖宪宗察见其情而疏薄之，故出镇淮南。

及子德裕秉政，掩先人之恶，改定《实录》，故有此说耳。”

按湜之策文，斑斑可考，曾弗之察，指斥时政者犹云指斥宦官，与“倖”

字常指小臣相合，宰相教举子诋讥阉寺，安见不近人情？元和元年，宰相郑馀庆以主书滑涣勾结枢密使刘光琦，偶然怒叱之，不久便罢，光琦即湜所谓“掌王命”

者；又吉甫官中书舍人时，揭发涣之罪恶，籍没家财，至数千万（《旧·吉甫传》，又《旧书》一五八《馀庆传》及《通鉴》二三七），此皆时政大可指斥之处。

司马不详审当日政局，求书传所由异同之故而遽行臆断，一失也。

宪宗如察吉甫搆陷而疏薄之，而使出外镇，则从前被贬者似应同奉召回，顾稽之史乘，并不如是，二失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