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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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为当日唐家第一个节镇，正旧官僚欲求不得之美缺，杜佑深受德宗倚畀，故连任十余年，以云“疏薄”

，则渴营“疏薄”

者大不乏人，何爱于吉甫而以相授，而亲临通化门饯行，三失也。

《宪宗实录》争执之焦点，在于掩盖当年之攻击宦官，司马乃听信谎言，以为德裕掩先人之恶，四失也。

如谓《旧书·吉甫传》采自《宪宗实录》，则大中二年十一月所颁，说是路隋旧本，（《旧书》一八下）于时德裕已远窜南服，岂尚能由彼改定49？况李约等四人皆知名之士，未易妄捏，牛党无法完全毁灭证据，遂有德裕改定《实录》之谰言以混耳目，司马信之，五失也。

总而言之，排击宦官之案，吉甫尚同处于嫌疑地位，不能挽救则有之，断非落井下石者。

窃谓当日宪宗蓄意用兵，饷需是急，王锷入朝，又被弹劾，吉甫之出，君臣间许有默契，故两年后即复召为相50，司马光之批评，完全不就时间、地点及条件着想，所谓唯心之论也51。

吉甫初相，《通鉴》许为“得人”

（元和二），则无偏党可知。

及其再相，《通鉴》纯取敌视态度，元和五年十一月裴垍以风病罢相为兵部尚书，时吉甫尚在淮南，六年，垍因不任朝请，再改太子宾客，不久便卒，（《旧书》一四八）而《通鉴》以为吉甫恶之，司马竟未读《垍传》也52！

此外更多采牛党之言53，不加抉择，甚至语杂揶揄54，完全失去史家体裁，然始终未有指出其树植党羽，故可断言吉甫之无党55。

大致言之，唐末文人经过八司马之贬，甘露门之变，已逐渐丧失对抗宦官之勇气，责宦官不得者遂移而责宰相，乃宗闵以儿女私情，深恨德裕，更进而波及其先人。

另一方面宦官欲夺取立宪宗之功，消灭弑宪宗之迹，会昌元年之敕令重修《实录》，似志在彰正其罪（此可由武宗之裁抑宦寺见之），为彼辈所不便，故诬德裕归美私门，暗施反抗，牛党恨李，又从而附和之。

由是双方夹攻，吉甫父子乃受谤益重，所谓“李党”

，不外如是如是，僧孺等少数人狼狈为奸，说不上阶级斗争也。

注释：

1.《旧书》一七六《李宗闵传》：“长庆元年，子婿苏巢于钱徽下进士及第，其年巢覆落，宗闵涉请托，贬剑州长史。

时李吉甫子德裕为翰林学士，钱徽榜出，德裕与同职李绅、元稹连衡言于上前云：徽受请托，所试不公；故致重覆。

比相嫌恶，因是列为朋党，皆挟邪取权，两相倾轧，自是纷纭排陷，垂四十年。”

推《旧·传》之意，系由元和三年（八〇八）制策案起，数至大中初元（八四七），恰符四十之数。

《新书》一七四《宗闵传》只过录《旧书》，故措辞亦含胡。

司马光修《通鉴》，明知元和时代僧孺等无与吉甫对抗立党之可能，于是变易其文，在长庆元年下书称：“自是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轧，垂四十年。”

一面似已替《旧·传》弥缝，另一方面却又自开漏洞。

因为自长庆元年（八二一）起，须计至咸通初元（八六〇），才够四十之数，即使承认德裕得势时有党，然自彼外贬后十余年间，事实上并无人继而代之（观德裕在崖州与姚谏议书所云“平生旧知，无复吊问”

，可以反映），从何施其倾轧？故《通鉴》改写，反不如因仍旧贯，表面尚说得去矣。

（《述论稿》九四—九五页以为始自元和，是承《旧书》之误。

）

2.全祖望《李习之（翱）论》云：“且习之而惧逢吉耶，亦不敢斥逢吉；既斥之矣，抑复何惧之有？是盖当时朋党小人诬善失实之同，而史臣误采之者，虽以荆公之识，不能尽谅此事，异矣。”

3.杜牧《周墀墓志》云：“李太尉德裕伺公纤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盖抑，迁公江西观察使兼御史大夫。”

（《樊川集》七）即让一步如牧所言，德裕仍比始终抉怨报复者较胜一筹。

4.参拙著《白氏长庆集伪文》。

（四八三—四八四页）

5.据张尔田《玉溪生年谱会笺》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