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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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天下惟王府官司及建宁书坊乃有刻板，其流布于人间者，不过“四书”

“五经”

《通鉴》《性理》诸书，他书即有刻者，亦非好古之家不蓄。

到正德以后，随吏治风气之日坏而刻书日益增多，刻工印刷日益坏，所刻书日益滥，内容芜陋，灾梨祸枣。

嘉靖时唐顺之至大声疾呼抨击此等陋习，他指出当代文集之多而滥说：

仆居闲偶想起宇宙间有一二事，人人见惯，而绝是可笑者。

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

其达官贵人与中科第人稍有名目在世间者，其死后则必有一部诗文刻集。

如生而饮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者，皆不久泯灭。

然其往者减矣，而在者尚满屋也。

若皆存世间，即使以大地为架子，亦安顿不下矣。

此等文字，倘家藏人畜者，尽举祖龙手段作用一番，则南山竹木煤炭当尽减价矣。

可笑可笑！

他又说：

居常以刻文字为无廉耻之一节，若使吾身后有闲人做此业障，则非吾敢知。

至于自家子弟，则须有遗嘱说破此意，不欲其做此业障也。

又说：

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

彼其初做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亦可谓木灾而已。

可惜他身后仍然有闲人替他刻文集，刻杂著，做此业障！

其实不但是文集之多而滥而已，丛书、类书也一样。

刻书到无新书可刻，而又非新书不够炫耀，不够送“礼”

时，只好偷工减料，杂抄、类书应市。

或者取巧，窃取已刻丛书，截足去腕，改头换面，伪造作者和书名，作为一新丛书面世。

欺世盗名，贻误学者，明代后期刻书之草率，和类书、丛书之饾饤瓜剖，恶劣万状，原因就在于此。

再就现存的明人文集而论明代的文学，明初的一些文人，如宋濂所说到底还是曾经钻研经史，博读子集，学有根底的。

自科举兴而开始有不读书的风气，士子除“四书”

以外，不读他书。

到中期王世贞、李攀龙反抗这潮流，提倡复古，不读唐以后书，唐以前的书，《史》《汉》诸子还是非读不可的。

到后期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钟惺、谭元春力反王李之说，遍主唐宋，文坛上有公安体、竟陵体之目，却索性唐以前也不读，唐以后亦不读，空疏之上加上浅薄，矫揉造作，模仿晋人语调，造一二隽语，今人名之为小品文。

其弊正如禅宗不立文字，白痴村夫只要会一两句口头禅，会喝会打，便可自命禅学，机锋。

这是八股制度所产生的机锋文学，也是亡国文学。

由于乡里的、同年的、同门的观念，在政治上也因之而分党立派，乡谊重而国事轻，年谊重而是非乱。

谈迁说：

万历末朝士分党，竞立门户。

有东林之党，无锡顾宪成、高攀龙，金坛于玉立等废居讲学，立东林书院，而常、镇人附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