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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 学校教育（第6页）

结果，学校的非教会化问题未能解决，全国约45的小学仍保留其教会性质，在巴登和黑森两州则以教派混合学校为主。

纳粹当局对中小学也采取非教会化的方针。

当然，其目的不是用科学取代宗教，而是为了全面控制学校，以纳粹主义的新教义取代基督教教义。

不过，由于政治斗争的需要，纳粹当局在学校非教会化的步骤上，进展是比较缓慢和温和的。

纳粹党执政之初，希特勒为了获得教会力量的支持，曾在1933年3月23日声明，“准许并确保基督教会对学校和教育具有影响”

。

同年7月20日，希特勒政府同罗马教廷签订的宗教协定，确认教会的办学权利，承认宗教课是正式学科，并给予教会以监督权。

随着纳粹统治的巩固，从1935年起，当局着手将教会学校改为公共小学。

它主要是通过重组后的“民族社会主义教师联盟”

来从事这项工作，并使用向学生家长施加压力的手段。

结果，在天主教影响较大的慕尼黑，两年内93所天主教小学中的75所改成了公共小学。

[101]从1937年起，纳粹当局采取措施，逐步压缩、贬低甚至取消中小学的宗教课程。

在很多学校，宗教课从第一节换到最后一节，使其很容易被忽略掉。

宗教课的总数也从中学阶段每周18课时减至12课时，小学阶段每周31课时减至15课时。

职业学校中的宗教课被取消，理由是学生可以把时间花在更为实际的课程上。

[102]在当局的鼓动下，越来越多的教师同意用“一种上帝的种族视角”

去取代宗教。

1936年，全国18.5万名教师中，只有376名宣称自己是“新异教徒”

（Gottgl?ubig），但到了1940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3143名（当时教师总数为17.1万名）。

[103]不少教师用吓唬的办法逼迫学生家长签字，让孩子放弃宗教指导课，改为选修意识形态指导课。

如一位教师这样问一名学生：“你的父亲是干什么的？”

在得到“邮递员”

的回答后，他恐吓说：“如果他不签字，他就会看到将要发生什么，他将不得不去扫大街。”

[104]更多的措施直接指向孩子。

符腾堡（Württemberg）某个地区的小学生们被告知：他们的宗教指导课将不再有分数，而只有意识形态指导课的成绩会被写入每年的成绩报告单；打算继续升学的学生将不再进行宗教课考试，而只需考意识形态课。

对缺席意识形态指导课程的孩子，他们还设法予以处罚。

如有一次，一些缺课的孩子被集中到一个房间进行听写测试，题目很难，连平时成绩最好的学生也错了7道。

于是，表面上作为对这种成绩的处罚，所有的学生在第二天被罚以课后留堂，从下午2点留到4点，有几个甚至留到了4点半。

[105]到纳粹统治后期，教会对教育的影响被压缩到最低限度。

政府保留了魏玛时期确立的四年制小学为最基本教育的制度，但在中学阶段强调实行双轨制，扩大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专科学校和技工学校。

德意志劳动阵线领袖罗伯特·莱伊经常鼓吹要使每一个德国工人成为一名技术工人。

中小学的管理体制也强调“领袖原则”

，在1933—1934年逐渐取消了教工参与管理的权利，推行校长全权负责制。

甚至连“家长理事会”

（Eltere）[106]也被取消，代之以“学校共同体”

（Sde），该机构的成员由希特勒青年团领袖提名，经校长向当地党组织咨询后任命，成员包括教师、家长代表和希特勒青年团代表。

[107]其权力同家长理事会相比，被大大缩减，仅拥有咨询权，没有否决权。

教育中大力贯彻种族主义原则。

犹太儿童自1938年11月起全部被赶出“德意志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