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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德意志劳动阵线（第4页）

以企业小组督导员和街道小组督导员的工作任务为例，“企业小组的任务是，在小组内执行劳动阵线的命令，在会员费没有从企业的工资办公室扣除时负责收取。

街道小组督导员负责管理不在企业工作的家庭手工业者和帮工。

小组督导员监督成员，他们是提供信息的人员……他们必须详细了解每个成员的社会情况。

他们还负责小组参加企业、劳动阵线和党的活动……总之他要负责企业内的所有琐碎工作。

小组督导员要负责能让每个成员定期阅读《劳动阵线报》”

[30]。

莱伊为德意志劳动阵线构筑起这样的组织架构，有其目的。

第一，劳动阵线的地方组织，完全对应于纳粹党的垂直管理层次，密切了该组织与纳粹党的关系，尤其是不少地方的领袖都由纳粹党地方领袖兼任。

第二，此前颁布的《民族劳动秩序法》强调企业层面的共同体关系，劳动阵线面临着失权的威胁。

在新的架构中，“企业共同体”

成了劳动阵线的基层单位，在此之上，同行业的企业共同体依次组成“分部企业共同体”

“分区企业共同体”

“大区企业共同体”

“全国企业共同体”

，这样，劳动阵线站在了“企业共同体”

之上，成了一个超级组织。

莱伊的努力遭到来自两个方向的反对。

一个是力图坚持工人组织“工会性”

的纳粹企业支部运动，另一个是坚持“企业领袖—追随者模式”

的各方势力。

纳粹企业支部运动兴起于1927年底，活动重心在北方派所在的柏林地区。

希特勒起先对此并不感兴趣，后迫于各方压力，在1929年纽伦堡党代会上承认了这一运动，允许在全国各地的企业中组建纳粹企业支部，并于1931年1月成立“全国企业支部处”

（ReichsBetriebszellenAbteilung），隶属于格雷戈尔·施特拉瑟领导的纳粹党组织部。

该运动对争取工人选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其运行惯性却时时与希特勒的方针路线相左。

面临着企业新模式的逐渐显现，他们也发出了类似“第二次革命”

的呼声：纳粹党上台执政不仅仅是一场“民族革命”

，而应该是“一场民族社会主义革命——只有这样的革命德国工人才会参加”

[31]。

纳粹企业支部领导人坚持要在自身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代表雇工利益的纳粹工会，同时不愿意在新国家中仅仅充当“政治突击队”

，从事“世界观培训”

工作，希望成为工人和职员的保护者。

不少纳粹企业支部不顾莱伊的反对，经常干涉企业事务，提出了一系列经济要求，包括八小时工作制、保留工会、保留集体工资权、扩大社会保险、罢工权、保证劳动权和企业代表会权。

[32]1934年初各项措施出台后，他们更加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