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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 德意志劳动阵线（第6页）

7.劳动阵线必须通过让企业领袖了解追随者的合理要求，让追随者了解企业的情况和机会，来保证劳动和平。

德意志劳动阵线的任务是，在所有参与者的合理利益中间寻找平衡点，以符合纳粹基本原则……代表所有参与者只能是德意志劳动阵线的事，禁止组建其他组织，也不许其他组织干涉该领域。

[38]

对劳动阵线的发展而言，该文件有两个要点，一是规定劳动阵线为纳粹党的分支组织，由纳粹党直接领导，这样劳动阵线便可以纳粹党和希特勒的名义同经济部、劳动部等政府部门相抗衡（第3点和第4点），二是赋予劳动阵线以劳资利益调解人的角色（第7点）。

不料，该文件引起了更大的反对浪潮。

经济部长沙赫特甚至建议阻止在《国家法律报》上刊登《元首条例》。

劳动督察官们害怕由此出现新的竞争对手。

1934年10月26日，波莫尔（Pomor）劳动督察官冯·德·高尔兹伯爵（RüdigerGrafvoltz，1894—1976）向总理办公厅递交了投诉信，称：“《民族劳动秩序法》的主要思想和基础，即所有事情直接在企业领袖、信托人委员会和追随者之间调节，将被抛弃。

在法律规定的企业共同体之外出现了劳动阵线规定的企业共同体，出现了其他的领袖，不是直接协商，而是通过中间人协商物质利益。”

[39]经济部和劳动部认为按照《民族劳动秩序法》的规定，企业事务在跨企业层面应该通过劳动督察官、在企业层面中通过企业家制定，根本没有必要把劳动阵线再拉进来。

连国防部也对劳动阵线的新权力感到担忧，害怕由此造成的罢工会影响军备经济的运行。

在种种压力之下，1935年3月21日，莱伊被迫与经济部长沙赫特、劳动部长泽尔德特一起签署了《劳动阵线与工商业经济协议》（VereinbarungzwisderDeutsArbeitsfrontunddergewerbliWirtschaft），简称《莱比锡协议》。

文件规定，在国家一级，由劳动阵线和工商业经济组织各派一个小组，组成“国家劳动与经济委员会”

（Reichsarbeits-undwirtschaftsrat），召开会议时还须邀请劳动部长和经济部长出席，主要任务是讨论共同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平衡劳动阵线和经济部门的利益对立，建立各部门之间的信任合作。

这种模式被称为“社会自治”

（sozialeSelbstverwaltung）。

在地方层面上，则成立跨企业的劳动委员会（Arbeitsausschuss），由劳动阵线任命6名企业主和6名企业职工组成。

每个委员会覆盖50公里范围内的所有企业，讨论社会政策方面的问题。

最后把讨论结果递交给劳动督察官，由劳动督察官作出最后决定。

[40]对这个协议，双方有不同的理解。

劳动阵线认为自己获得了更大的权力，而对方则认为劳动阵线已被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不能单独行事，只是劳动督察官延长的手臂而已。

此后，随着企业界“企业领袖—追随者”

加劳动督察官模式的逐渐完善，德意志劳动阵线插手劳资纠纷的空间越来越小，它更多地成了“民族共同体”

的良好载体和推行社会福利政策的有效工具。

莱伊为了弥补纳粹企业支部被解散后劳动阵线在企业中缺少骨干的缺陷，在企业内加紧组建“工厂突击队”

（Werkschar），作为干预企业事务的工具。

1935年，全国只有1400个工厂突击队，成员仅为4万人，但是1937—1938年间数量迅速增加。

到1938年10月，工厂突击队超过9143个，成员达30万，覆盖了几乎所有较大型企业。

然而其职责，基本上局限在福利政策的范畴内。

每个企业的工厂突击队分成四个小队，分别负责“欢乐产生力量”

、职业培训、民族健康、健康居住等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