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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的宗教意识 一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第3页）

13世纪的巴黎大学极少聘任非法国籍的学者任教，更何况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士，迪特里希和大阿尔贝特是极少见的例外。

1303年，迪特里希在康斯坦茨被推举为教省的副教长。

迪特里希虽然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成员，但他在神学和哲学方面的观点更接近弗兰西斯修士会的学者们，他在一些神学理论方面的观点与托马斯·阿奎那很接近。

所不同的是，托马斯无论是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都遵从亚里士多德主义，而迪特里希则是采用新柏拉图主义的方法论和理论认识论。

托马斯认为，上帝是纯粹的形式、纯粹的现实，他根据亚里士多德的方法论，即：每一被推动的东西都必然是由某种东西推动的，每一个结果都应含有一个原因，因而必定有一处是不被推动的运动原则，他由此推论，上帝是宇宙最初的和最后的原因。

迪特里希还从上帝造物的理论中推论出上帝的存在，但他认为天体的运动是被一种独立的精神实质（理性）驱动的，而且他还认为这个过程可以返回其本源。

依据迪特里希的观点，在存在和本质之间确实存在着一种区别，有着一个并不取决于本体的非本质的属性，正是这一观点让他陷入与教会关于圣餐的争论中。

迪特里希的认识论和创世说对此后的德意志新神秘主义的创始人埃克哈特（Eckhard，1260—1328）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3世纪经院哲学的繁盛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把希腊古典哲学与基督教的信仰协调一致，增强了人们对知识的认识。

在这同一历史时期以经院哲学的方法评注的罗马法也被看作是一门重要的知识。

这些新的知识强烈地冲击了“君权神授”

的神学政治理论，这就为此后西欧现代立法制度的建立清除了原有的保守的理论障碍，为新的世俗政治理论的提出创造条件。

虽然在13世纪的德意志并没有像法国和英国一样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议会制政体，但正在形成的邦国制也在逐渐地成长为一种不再是以依附关系组成的共同体，有了以等级议会制为政体形式的领土化了的邦国。

二、新神秘主义的大师

德意志王位之争、国王和皇帝与教皇间的争斗、“大空位时期”

，在发生这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期间，各大封建诸侯都在忙于巩固或扩大自己的邦国领地。

诸侯之间、诸侯和德皇之间的征战连年不断。

与此同时，西欧其他王国和地区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也在发生极大的变化。

在法国，逐步树立起来的王权权威，与市民阶层联合起来，三级会议改变着自10世纪以来存在的封建分裂的政治格局；在英国，市民则与贵族联合起来，通过三级会议限制王权的专制；在意大利，自治的城市共和国摆脱了德意志皇权的控制，实现着城市的自治。

这些无疑都对罗马教会一直竭力推行的“君权神授”

的神学政治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

12世纪中叶，卡塔尔派在德意志中部地区的科隆附近出现，科隆经院哲学的核心人物大阿尔贝特提出只要是知识就接受的观点，大阿尔贝特的学生、被称为“大师”

的埃克哈特（MeisterEckhard）从中演绎出基督教新神秘主义的学说。

埃克哈特出生于哥达附近或者是埃尔福特附近的霍赫海姆，他的父亲是一位骑士，但他并没有子承父业，而是在15岁时就在埃尔福特加入多米尼克修士会，在当地的修士会接受教育，此后在大阿尔伯特主持的科隆研究院深造。

1277年，他被修士会送到巴黎去深造，3年后学成回到科隆。

大阿尔贝特于这一年的11月在科隆去世，因此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埃克哈特是大阿尔贝特的学生。

尽管他们之间的师生关系很短，但是大阿尔贝特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研究成果却让他获益匪浅。

1293年2月，埃克哈特的名字被列入巴黎大学神学教授的名单，他在那里讲授彼得·伦巴德编著的《箴言书》（Sentenz）。

当时的巴黎大学已经有近百年的历史，在学术上享有绝对的权威，特别是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埃克哈特能受聘于此，足以说明他在神学方面造诣之深。

两年后，埃克哈特因受命新教职离开巴黎，前往图林根担任多米尼克修士会的埃尔福特修道院的副院长，同时还兼任修士会在图林根的大教长（Provinzial）的代理（Vikar）。

在此期间，埃克哈特始终保持着巴黎大学客座教授的资格，他经常受邀去巴黎大学教学和布道，参加一些学术讨论会，对《圣经》进行评注。

从这个时期起，人们在他的名字前面增加了“大师”

（Meister）的称谓。

1303年，多米尼克修士会在德意志北部地区成立新教区，埃克哈特被任命为新教区的大教长。

1307年，埃克哈特被任命为波希米亚地区的总教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