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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 新的宗教意识 一13世纪的经院哲学家（第4页）

这是埃克哈特最辉煌的时期，他经常往来于各个教区，做了大量的布道演说。

1311年他再次受聘于巴黎大学，在那里进行了3年的讲学和神学研究。

两次受聘巴黎大学的这种殊荣，在巴黎大学的历史上只有他和托马斯·阿奎那才曾经享有过。

1323年以后，埃克哈特回到科隆，领导多米尼克修士会设在那里的研究会。

埃克哈特是多米尼克修士会的修道士、修士会的领导者，同时他也是著名的神学家、大学的教授，他还是基督教的布道士。

他与彼得·阿伯拉尔、大阿尔贝特和托马斯·阿奎那一样，是一位真正虔诚的基督教徒。

但与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埃克哈特比他的前辈和同时代的神学家们都更贴近社会，更了解民众，抑或也可以这样说，那个时代给他打下了更深的印记，使他对神学有了新的认识。

埃克哈特不仅在巴黎大学和科隆研究院的讲堂上讲座，在修道院和修女院面向修道士和修女们讲经说道，他还经常在各地巡查，向广大世俗基督徒们布道演说。

汉堡、斯特拉斯堡、哈勒、哈伯斯塔特等众多城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埃克哈特是在中世纪最早用大众的语言进行布道讲演的布道士，他的布道更易被世俗接受，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更深刻，社会影响也更大。

三、神学的新观点

埃克哈特生活在一个巨变的年代。

在这个年代里，德意志帝国经历了“大空位”

时期，各大封建诸侯借机巩固邦国领地；在这个年代里，法国王权趋于集权，第三等级的政治力量日益强大；在这个年代里，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初露端倪，市民阶层和贵族联合起来限制封建王权的专制；在这个年代里，意大利从德意志皇权的阴影中走出来，城市共同体的自治体制基本确立；在这个年代里，罗马教会从它权力的顶峰滑下，甚至从罗马城迁到法国南部的小城阿维尼翁，“阿维尼翁之囚”

（AvigischesExil）无疑极大地冲击了罗马教会的宗教权威。

在这个年代发生的每桩事件似乎都在佐证，西欧社会正处于剧烈的变迁中，无论是在政治、经济、社会乃至宗教信仰方面都在努力冲破封建制度的束缚。

人们提出的最普遍的要求是自由：经济活动的自由、社会交往的自由、独立思考的自由。

社会各阶层提出的各种自由还都受到封建宗教法权的限制，宗教法权的确立建立在宗教权威的基础上。

社会的变迁触及了传统的神学思想和对基督教教义的诠释，具体反映在13世纪经院哲学家们关于唯名论（Nominalismus）和实在论（Realismus）的辩论。

托马斯和埃克哈特都是唯名论的代表，他们都承认基督教的普世性，同时也强调在普世的基督教世界中人的个体性（Individuum）。

然而，埃克哈特与托马斯的基础神学理论并不完全一致。

托马斯认为，上帝的根本作用和创造行为是存在；埃克哈特则认为，上帝本身就是存在，被创造物的存在源于上帝的存在。

埃克哈特强调，每个事物都在其自己的存在中作用，没有什么是能够超越自己的存在而活动的，上帝就在人的存在中，“上帝和我，我们是一体的”

。

埃克哈特认为，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走自己的路，只要内心是虔诚的，无论是在修道院内的生活还是在修道院外的生活都是一样的。

埃克哈特有关信仰的布道极大地动摇了自罗马帝国晚期确立的罗马教会宗教权威的根基，受到罗马教会的强烈反对。

1323、1324年，埃克哈特在斯特拉斯堡巡查，进行多场布道演讲。

斯特拉斯堡多米尼克修士会的教长尼古劳斯（Nikolausv，?—1331）对他的布道内容和用大众语言进行布道的方式提出异议。

1326年，在尼古劳斯的主持下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进行甄别。

尽管这次甄别没有做出否定埃克哈特学说的决议，但是却引起科隆的大主教海因里希二世的注意。

中世纪的斯特拉斯堡教区隶属于科隆大主教区，海因里希二世组成一个宗教审判法庭，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进行审判，埃克哈特对此进行积极的自辩，并且得到一些主教和多米尼克修道士以及广大民众的支持。

1327年1月，科隆的宗教审判法庭将此案提交给教皇约翰内斯二十二世。

同年，埃克哈特亲往阿维尼翁在教皇面前自辩。

1328年4月8日，阿维尼翁教廷的宗教审判法庭对埃克哈特的布道词逐一进行判决，其中大部分被判定为异端邪说，其余部分被裁定为不易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