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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德意志社会 阶层变化与教会状况 一各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第9页）

不过海伦胡特兄弟会是个例外，它在安第列斯群岛、北美和丹麦所属的格陵兰岛上设有分支组织，而其建立的哈勒布道团的分支机构组织则分布在北美和印度。

（二）天主教会

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天主教信仰在神圣罗马帝国大部分地区得到了巩固和稳定。

除了哈布斯堡家族统治下的奥地利、波希米亚及其他属地以外，特里尔、美因茨、科隆三大教会选侯邦和巴伐利亚选侯邦也是天主教重镇。

虽然帝国教会已经疏远罗马，有了较大的独立性，各个邦国内的天主教会更是唯邦国君主之命是从，视国家利益为重，但天主教会仍是一个以教皇为首的普世性教会，在罗马统治着的教皇保障教会在组织、教义，更多的是在教会的具体活动上的统一。

除了与罗马的联系外，天主教徒还拥有比新教徒大得多的国际性，特别是与西班牙的天主教徒以及通过他们与海外殖民地中的天主教徒交往密切。

天主教会在1563年特兰托宗教会议（Konzilvo）闭幕后仍然承认圣像的作用，强调圣像的教育意义，认为圣像是装饰“上帝之家”

，即经过主教祝圣而成为上帝世上殿堂的教堂的重要元素，应该用图像颂扬上帝，并通过它们在尘世创建天国，但是要认识只归于上帝独一神的“礼拜”

和对神圣的图像表示出来的“崇敬”

之间的区别。

按照特兰托宗教会规定即是：“祈求基督，尊崇圣徒”

（ChristumadoremusetSanur）。

教堂是一座通过主教主持的隆重落成典礼而形成的神圣建筑物，是上帝的居所或者说“世上殿堂”

，也是信徒与上帝、圣徒和天使共在一起的活动空间。

使用崇拜物和艺术手段布置、装饰教堂，是帮助人们理解上帝话语的重要方法。

特兰托宗教会议规定对教士进行定期检查，看他们是否严格地完成所担任的工作并检点自己的生活。

与以前相比，神职人员的生活作风大有改善，教育水平大为提高，出现了若干道德谨严、学识丰富的圣徒般的杰出人物。

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布道教士尤其是在乡村与民众打成一片。

但也有些教士过于招摇和世俗化（业余生活不得体）。

17世纪时一般还缺少教士，但是到了18世纪，教士过剩成了一大难题。

这一情况促使人们可以在较低的职位中选拔，并将那些不够水平的候选人排除在外。

1650年以后，修会和修道院继续蓬勃发展。

本尼狄克修会（Beiner）、奥古斯丁教区男子修会（Augustiner-）、希斯特秦泽修会（Zisterzienser）、普赖蒙斯特莱修会（Prmonstratenser），以及中世纪建立的法兰西斯修会（Franziskaner）、多米尼克修会（Dominikaner）和加尔默罗修会（Karmeliten）等老的修会焕发了青春。

耶稣会（Jesuiten）、卡普齐诺修会（Kapuziner）、乌苏拉修女会（Ursulinen）、马利亚瓦尔特姐妹会等新修会生机勃勃。

除了负责管理圣地、朝圣、主持礼拜、操办圣事和提供灵魂上的帮助，他们还积极从事社会工作及办学活动，进行带有教会印记的科学研究。

在17和18世纪的天主教会举办的宗教、教育和科学事业中，这些形形色色的修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耶稣会依然是最为重要的修会。

除了组织朝圣、宗教游行、照管弟兄团和市民、学生及妇女联合会等吸引民众的崇拜活动，耶稣会士还积极创办（城市）中学，同时又在很长的时间内统治着天主教大学，培养除了大批天主教精神上的杰出人物。

但是耶稣会也开始逐渐丧失其领导地位了。

它在16世纪表现极为优秀的规范和策略已不能顺应时代的要求，越来越深地陷入某种程度的僵化，特别是它的具有强烈强权意志和荣誉意识的政治主张受到多方抵触。

尽管如此，其成员依然以修会教士和世俗教士的身份在宗教、政治和社会诸多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甚至可以说，其影响直到17世纪中期才达到顶峰。

如果说16世纪在神圣罗马帝国内明显存在着诸侯、贵族和市民转向新教的倾向，那么，在17世纪中期以后，天主教已经从被动防御转为主动进攻了，其吸引力愈益增大，以至于出现了几乎席卷整个欧洲的新教徒大量重新皈依天主教的现象。

最为引人瞩目的是萨克森选侯、“强壮者”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在1697年的回归。

宗教改革期间，萨克森选侯作为路德的保护人和新教联盟的领袖，曾经为宗教改革和新教的胜利作出过巨大贡献。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的反皈，对于新教，特别是路德教不啻一沉重打击。

像在16世纪接受新教义一样，现在人们皈依天主教，除了宗教信仰这一因素外，还有许多政治上和物质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