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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南方和教会选帝侯邦的天主教启蒙运动 一改革教会的理论和实践（第5页）

还有一类是耶稣会大学及设置在大学之内的耶稣会神学院，前者如1647年建立的班贝格大学和1702年建立的布雷斯劳大学等，后者如在美因茨大学和英戈尔施塔特大学等内设的神学院系。

这类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的神职人员或专职的神学研究者。

由于教学目的明确并统一，耶稣会三类学校的课程虽有递进式差异，但在三个方面表现出主旨性一致，即道德论辩、文法修辞和文化知识。

宗教信仰在耶稣会教育中不是教学课程，而是学校生活。

从教师到学生，其在校生活的所有方面都要严格地遵守天主教信徒的本分。

总之，比较系统的教学计划，相对灵活的教学方式，训练有素的师资力量，不限出身的学生来源，以及毕业生在政界、教界及社会上的良好表现等等，这一切使耶稣会学校迅速普及，并成为16、17世纪欧洲教育的改革者和楷模。

然而，进入18世纪以后，耶稣会教育不仅迅速衰退，而且成为启蒙运动者批判的对象。

世俗界启蒙思想家批判耶稣会教育坚持反理性的神启真理；天主教启蒙运动者抨击耶稣会学校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墨守成规、僵化死板，而在教学思想上过分张扬人的能力，贬抑神的恩典；政界启蒙人士谴责耶稣会通过教育为罗马教廷在国际范围内布下了网络，过分地介入民族国家的事务，等等。

在18世纪中叶以后，耶稣会逐渐遭到各国政府的排挤，终于在1773年由罗马教皇克里门特十四世（tⅩⅣ，1705—1774，1769—1774年在位）宣布取缔。

各地的耶稣会学校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

耶稣会教育就此告一段落。

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中叶，耶稣会教育在德国天主教区域内成就显著。

许多有为的统治者、影响很大的学者，他们所接受的教育是来自耶稣会。

例如几代巴伐利亚选帝侯和巴伐利亚科学院的大多数本地院士都是耶稣会学校毕业生。

18世纪初，启蒙运动波及德国天主教地区以后，严厉批判耶稣会的人也大多是曾经在耶稣会学校学习过的人。

不仅如此，耶稣会学校对于儿童读写教育的做法、义务教育的平等理念、为社会福祉而掌握知识和获得才能的教育宗旨，以及相信教育本身对于人类社会进步的作用等等，应该承认，这一切得到了启蒙运动的批判性继承。

除此之外，至少在天主教启蒙运动中，耶稣会教育的其他目标也得到继承和发扬。

例如认识、了解和研究上帝创造的世界上的一切；培养学生积极地并准备有所成就地面对世界上的所有问题；服务于社会、负责于社会，使学生树立承负神圣使命的责任心；坚定信仰、表达信念，鼓励学生接触其他不同的文化，了解各种不同学科的知识，并对之进行创作性和批判性思考，等等。

教育不是目的而是手段的观念，无论在天主教的再教化过程中，还是在天主教的启蒙运动中，都通过耶稣会教育而得到了实际性的表现。

（二）天主教的巴洛克文化

在罗马教廷主导的对抗宗教改革运动的过程中，巴洛克文化一度集中地展现了天主教教会感性宣教的基本特征。

如果说巴洛克文化指的是欧洲文艺复兴与古典主义之间的主流文化现象，那么“天主教的”

巴洛克文化就是其前期的主要内容。

16世纪下期，巴洛克文化首先在意大利的建筑领域内发起，接着便在欧洲天主教地区流行和发展；当18世纪在新教地区也普遍地出现了巴洛克艺术、音乐或节庆等等现象的时候，巴洛克文化在整体上进入尾声。

与耶稣会教育的情况相似，天主教巴洛克文化也同时是启蒙运动的批判对象和发展基础。

这主要表现在教堂建筑和宗教仪式两个方面。

1568年，在特兰托大公会议（Konzilvo，1545—1563）精神的指导下，由著名的文艺复兴建筑师米开朗基罗（Migelo，1475—1564）参与设计的耶稣会教堂在罗马开工，1580年，这座成为全世界耶稣会教堂楷模的教堂基本竣工。

巴洛克建筑风格由此开端。

三年后，即1583年，在巴伐利亚公国的首都慕尼黑，耶稣会的圣米歇尔教堂依照罗马耶稣会教堂的式样动土奠基（1597年竣工），标志着巴洛克建筑风格在德国天主教地区兴盛的开始。

进入17世纪以后，随着法国巴黎卢森堡宫的建成，巴洛克风格逐渐地占据了天主教欧洲的教堂、宫殿以及城市、园林等等建筑的主流地位。

维也纳的卡尔大教堂、德国的维尔茨堡宫和毕尔瑙的朝圣教堂等等是这时期建筑的代表作。

稍后，随着德国德雷斯顿的茨温格宫的建成，新教地区的建筑也开始普遍地接受巴洛克的风格因素。

柏林的夏洛滕堡宫和德雷斯顿的圣母大教堂可以作为这时期建筑的代表作。

仅就天主教的教堂建筑而言，巴洛克建筑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为：气势宏伟、艳丽豪华、装饰繁缛和热情躁动。

虽然在整体上巴洛克教堂一般没有哥特式或罗马式教堂那么高大，但它不仅冲破了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以来沿袭的种种清规戒律，而且违背了惯常的艺术标准。

例如去掉了常见的教堂大厅的立柱，又如将绘画和雕刻与建筑浑为一体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