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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普鲁士开明专制的措施 农业与工商业（第2页）

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继任者、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FriedrichWilhelmⅡ，1744—1797，1786—1797年在位）继续其前两任国王的农民政策，不仅维持王室领地农民自由租佃的经营方式，而且特别在1793—1795年新获得的东普鲁士新区实行对于农民的保护措施。

当然，开明专制下的农民政策是以不改变、不危及原有的容克地主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为前提的。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解放”

农民与“保护”

农民这两种政策在普鲁士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解放农民，在普鲁士指向农民的整体，在开明专制时期则特别指向王室领地上的农奴整体，其目的主要是增加王国政府的收入，加强国王的控制力量。

保护农民，在普鲁士是指向农民的个体，在开明专制时期特别指向身处边远地区、身遭贵族残暴压迫的农户个体，其目的主要是一定程度上对土地贵族进行控制，吸引外来移民定居，维持农村的社会秩序。

虽然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曾经宣布“解放”

王室领地上的农奴，但是，普鲁士开明专制时期农民政策的主要方向是保护农民而不是解放他们，王国政府是希望尽可能地在不损害土地容克根本利益的前提下，改善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处境。

其背后的根本性因素是维护容克贵族的权利。

在历史传统的角度上，容克贵族是世家子弟贵族。

自中世纪以来，贵族世家的财产或权利一般是单子继承，凡没有得到继承利益的贵族子弟就成为容克，即容克贵族。

容克贵族通常比世袭贵族的人数更多，整体的能量更强，引起社会动**的可能性也更大。

历史上，对于容克贵族权利地位的限制或保障，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统治者分别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一般来说，容克贵族有三个发展场域：宫廷、军队和土地。

在普鲁士，由于从中世纪以来出现了几次大规模的垦荒殖民浪潮，又由于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农产品出口带来不菲的利益，所以王国的容克贵族基本上麇集于东部土地之上。

以土地容克为基础，从一开始普鲁士的专制统治者就将容克贵族作为王国的支柱，不仅宫廷里的文官，而且军队中的军官，其绝大部分都是拥有土地利益及拥有对农民支配权的容克贵族。

如此一来，王国政府对于农民的任何措施都会触及王国的统治基础。

无论是长期的国策，还是短期的权衡之计，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君主都不能够也不愿意按照启蒙的自由观念给予农民一定的人身自由，而只是在人道主义原则下采取一些限制压榨农民的措施，因为统治者要确保容克贵族对于专制王权的支持。

与此同时，无论是废除王室领地的农奴制，还是改善农民的生活状况，普鲁士的开明专制君主也都不能也不想从中贯彻启蒙的平等精神，削弱等级贵族的特权。

不仅如此，开明专制政府为了保护容克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还下达命令，限制农民获得贵族的土地（1766年），禁止贵族通过遗嘱、出售、抵押等方式将土地转让给市民（1762年、1775年）。

虽然下令解放王室领地农奴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反对容克贵族参政，采取各种措施将土地容克排斥在王国的政治之外，但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上任之始就恢复了土地领主的传统权利，采取各种措施保护容克贵族。

到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结束开明专制统治的时候，普鲁士王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社会等级都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一句话，从君主专制到开明专制的转变不仅没有削弱普鲁士王权与贵族之间的关系，反而加强了王权与贵族的联盟。

二、鼓励工商业发展的财政—重商主义政策

财政—重商主义（Kameralismus）政策与重商主义（Merkantilismus）政策的重要区别在于，前者是王国政府主宰工商业发展的措施，后者是王国扶持工商业发展的政策。

在这样的前提下，普鲁士开明专制政府采取的鼓励工商业发展的财政—重商主义政策，实际上仍然是鼓励发展中世纪式的城市经济。

或者说，它所发展的是王国经济而不是企业经济。

但是，人们不能忽略的一点在于，普鲁士的财政—重商主义政策为接踵而至的国民经济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即位之初，即17世纪前期的三十年战争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勃兰登堡普鲁士选帝侯政府就明确地开始推行符合于重商主义观念的经济政策。

其突出表现就是政府直接出面组织和鼓励出口，限制进口，扩大出口商品的生产。

这是勃兰登堡普鲁士为战后迅速恢复经济生产而采取的重要措施。

普鲁士王国确立之后，自18世纪初年起，诸如鼓励农产品出口、限制奢侈品进口、储备货币、减缓行会束缚、引进工商专业人才等的早期重商主义经济措施，在王国内得到了普遍的实行。

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统治时期，促进手工工场及对外贸易的发展成为直接服务于军事与外交的王国大政方针。

1713年3月27日，刚刚上任的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下令设置“财政总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