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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模式的联邦德国 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第3页）

联邦议院可以通过“建设性不信任投票”

（korauensvotum）而罢免联邦总理。

在新总理获联邦议院同意后，即解散原政府和组织新政府。

“建设性不信任投票”

曾不止一次导致政府更迭：例如，1972年由联盟党向联邦议院提出，针对勃兰特（WillyBrandt，1913—1992）总理，但未达目的。

1982年联盟党又提出针对施密特总理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

，结果迫使施密特下台。

联邦总理府作为行政部门的核心，对联邦议会负责，拥有广泛的权力。

他负责确定政府的施政总纲并加以实施；决定各部的设置，提出部长和高级官员人选；可要求联邦议院提前开会，可提请总统解散联邦议院；裁决内阁中出现的分歧。

在“紧急状态”

下还可不经联邦议院而颁布法令。

《基本法》强化了总理权力，故有“总理民主制”

之称。

由获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组织内阁，政府的政策或立法建议在议院被否决的可能性较小。

行政权力的加强在现代西方是普遍现象，德国人又有偏好强有力国家的传统，同时也吸取了魏玛共和国政府频繁更迭，人们对民主制缺乏信心，结果有利于纳粹上台的教训，认为应该建立一个有力的政府，既能保持法律和秩序，又能提供经济繁荣，才能取得大众的信任。

在联邦德国早期，即康拉德·阿登纳时期，“总理民主”

体现得最为明显，一是由于阿登纳的巨大威信；二是他带有家长式和威权主义特点的行事风格，较为投合许多尚未习惯西方式民主制度的德国人的偏好；三是因为当时联邦德国的特殊处境和阿登纳政府克服困难取得的内政外交成就，增加了人们的信心。

当然总理的权力也是有制约的。

他要受制于联邦议会；在联邦制下，联邦的行政权受到限制；由于经常出现联合政府，总理必须善于协商和妥协。

到阿登纳之后，“总理民主”

的特点就不再那么鲜明了。

在加强总理地位的同时，《基本法》规定联邦总统是国家最高代表。

联邦总统任期五年，不由选民直接选举，而是通过联邦议员和各州代表组成的联邦大会选举产生。

于是总统的产生既受制于议会和政党，也受制于各州。

总统没有行政权力，其职权包括任免联邦总理、各部部长，签署、颁布法律和法令，解散联邦议院，宣布提前大选，任命使节，签署条约等。

不过这都是程序性的、象征性的权力。

总统不参加政党活动，可以利用相对超脱的地位和有限的职权施加影响，但在国家政治生活中不起关键性作用。

总统实际上是个礼仪性的“虚位元首”

，也是吸取了历史教训。

魏玛宪法设立了一个强势的总统，由选民直接选举，而且权力过大，后来在危机时期对魏玛共和国的颠覆起了重要作用。

《基本法》把国家权力的重心置于议会和政府，是要防止强势的总统权力构成对议会和政府权力的挑战。

“法制国家”

（Rechtsstaat）或“社会的法制国家”

（sozialerRechtsstaat），也是联邦德国的立国原则。

“法制国家”

强调法律高于一切，国家为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供法律框架，政府、政党团体和个人的一切行为均以法律为准绳，受法制的约束。

《基本法》规定：“立法受宪法秩序的限制，行政和司法受法律和正义的限制。”

“司法权授予法官；司法权由联邦宪法法院、联邦最高法院和本基本法规定的各联邦法院及各州法院分别行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