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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模式的联邦德国 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2（第1页）

第一节“西方模式”

的联邦德国：“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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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社会市场经济”

原则，国家的任务是规范竞争秩序，而非干预经济过程，即“少干预，多支持”

，但并非所有经济部门在任何时候都适合于市场竞争。

即使在艾哈德主持经济和担任总理期间，政府干预也以多种形式存在。

艾哈德的一些强化市场和减少干预的主张受到制约，总理阿登纳注重实用主义，不相信教条或原则。

除了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来干预经济外，还有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结构政策和地区政策等重要的干预方式。

政府还为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承担责任。

在艾哈德之后，国家干预更为强化和频繁。

联邦德国的国有经济范围和总量相对较小，有时还将一些企业实行“非国有化”

，但并不拒绝国有企业和国家投资。

《基本法》规定国家可以把自然资源、土地和生产资料转为公有。

联邦德国没有搞大规模的国有化，但原法西斯国家和纳粹战犯的财产和企业转到了政府手中。

关乎国计民生、投资大而获利少的部门，如农林渔业、铁道和交通运输、电力和能源、邮政、住房建设等，被称为“受调控的部门”

，不实行完全的市场竞争。

农业是国家长期保护和补贴的部门。

为保护农村“中产阶级”

和实现较高程度的农产品自给，50年代实行农产品的最高和最低价格以及进口控制政策，许多国内农产品价格大大高于国际市场。

政府还通过立法（如1953年“农地法”

，1955年“农业法”

）和年度“绿色计划”

“绿色报告”

等，进行宏观调控。

1966—1967年的经济衰退后，联邦和州开始实施中期农业发展计划，以减少农业生产过剩，吸引工业到农村投资等。

加入欧共体后，又把农业保护扩大到共同体层次。

政府对农业的补贴，1956年是4亿多马克，1960年超过10亿马克，1970年则达到约75亿马克。

还有对农业的各种税收减免和财政优惠。

其他方面的干预也可谓司空见惯。

例如，1949—1957年间为有利于资本形成而实行税收减免，总额约280亿马克。

1952年通过一项投资援助法，由企业界筹集资金，帮助钢铁、电力和铁路等遭遇投资瓶颈的基础部门获得10亿马克的支持。

1950—1954年间，联邦和州为住房建设投入公共资金达123亿多马克，占同期全国住房建设投入的39%。

整个50年代期间共建住房570万套，其中有320万套是政府为低收入者建造的，租金也受政府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