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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模式的联邦德国 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2（第2页）

当时，国家企业占全国铝产量的70%、锌产量的几乎50%，国有的大众汽车占全国汽车产量的40%。

联邦经营着铁路、民航、电话电报系统并对它们提供补助。

在60年代末，联邦参与的企业超过3000家。

1982年底则有4070家“公共企业”

。

1983年联邦参股集中的有六大康采恩，其所属企业有员工42万多人，销售总额1100多亿马克。

按部门算，1982年联邦工业资产占石煤生产的12.2%，轧钢生产的10.2%，炼铝的50.3%，石油生产的9.9%，电力生产的28.9%，轿车和客货两用汽车生产的36.3%，造船的14.1%，空心玻璃制品的21.3%。

联邦银行和一批国营或部分国营的银行和信贷机构的货币和信贷政策，在国家干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家还为“社会公正”

而干预，主要是建立社会保障网络。

艾哈德曾说“繁荣为大众”

的最好办法是增加生产，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

，并说“福利国家”

是“现代的幻想”

，但又承认“在现代工业国家中，尽管经济政策很对头，也需要社会政策措施去补充”

。

属于保守派的联盟党赞成“社会市场经济”

，左翼—自由派更强调“社会”

方面。

基于广泛的共识，联邦德国建立了完备而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后面将专节叙述）。

在不同的经济形势和不同党派执政的情况下，国家干预经济的情况有所不同。

一般而言，联盟党和自由民主党更强调市场竞争。

从建国到60年代中期，是经济恢复和高速增长期，经济总体向好，有波动但未出现真正的危机。

艾哈德任经济部长，强调“市场”

，用各种手段鼓励私人投资，保护竞争，促进增长。

虽有一系列干预措施，但努力将其限制于局部和短期的干预。

这是相对“纯正”

的“社会市场经济”

阶段。

60年代经济出现新情况，人们越来越认为需要以一种政府周期政策来加强干预。

1963年成立“经济专家委员会”

，在1964年的报告中提出一些干预建议。

政府没有接受其中的主张，但表示对经济实行某种反周期的干预是必要的。

社会民主党原主张大工业国有化和经济计划化，后来接受了“社会市场经济”

，但对国家干预仍比较积极。

该党的经济学家卡尔·席勒（KarlSchiller，1911—1994）相信凯恩斯主义，主张“微观自行调控，宏观总体调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