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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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西方模式的联邦德国 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2（第3页）

。

《哥德斯贝格纲领》中的“尽可能竞争，有必要就计划”

，正是出自他的思路。

1966年席勒出任联邦经济部长，为应对经济衰退，制定《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或称《稳定法》（GesetzzurFrderuabilisttdesWachstumsderWirtschaftStabilittsgesetz）。

它被称为“现代经济干预的大宪章”

，标志“社会市场经济”

中的“艾哈德米勒-阿尔马克时期”

的结束和“席勒时期”

的开始。

席勒说这是“弗赖堡规则与凯恩斯关于控制有效总需求的要旨进行合理的融合”

。

政府实行系统的景气政策、反周期的财政政策、更广泛的结构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等。

1969年社会民主党与自由民主党联合执政后，政府宏观干预的力度更加扩大和强化。

然而，强化和扩大政府干预也有负面效应。

从70年代中期起，财政连年赤字，赤字额和赤字率双双上升，公共债务剧增，通胀加剧。

于是“钟摆”

开始回摆，要求减少政府干预，强化市场作用的呼声逐渐强化。

1982年科尔领导的联盟党—自由民主党政府上台后，提出回到比较“纯正”

的“社会市场经济”

，一系列政策措施出台。

不过，联邦德国没有出现像“里根经济学”

或“撒切尔主义”

那样强劲的保守派“新自由主义”

浪潮。

“社会市场经济”

被视为与美、英自由资本主义不同的“另一种资本主义”

，有人称之为“莱茵模式”

，或“第三条道路”

。

它体现德国既想避免照搬西方传统自由资本主义，又要避免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或如艾哈德所说，要把漫无限制的自由与严厉的政府管制之间长期存在的矛盾予以解决，在绝对自由与集权之间寻找一条“健全的中间道路”

。

这一经济体制在60年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即强化宏观干预。

在80年代的新挑战面前，又进行了新的调整——重新强调自由市场和加强私人资本，但基本的原则和制度框架没有背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