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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 从阿登纳到科尔（第2页）

不久朝鲜战争爆发，联邦德国经济受到刺激，帮了艾哈德的忙。

然而又出现原料和能源进口大增，外贸逆差和煤炭供应紧张。

如何应对？阿登纳主张限制进口。

财政部建议征收特别消费税，以济投资之需。

美国则要求采取管制措施，来保证军需生产。

但艾哈德坚持只能用“符合市场”

的方式干预，决不能让管制经济从后门溜进来。

他主张逐步放开物价，控制货币与信贷，降低税收，并扩大对外贸易。

不久，经济形势好转。

1952年恢复贸易的自由化。

1953年工业生产达到1936年水平的160%。

失业下降了。

外贸转亏为盈，结余逐渐积累。

1958年实现了马克的国际自由兑换。

“社会市场经济”

逐渐得到广泛认可。

50年代后期，新的问题出现了。

工人加强了斗争，要求实行再分配。

米勒阿尔马克认为，应该进入“社会市场经济”

的第二阶段，实行“制度化的国内和国际景气政策以便从制度上保证充分就业和持续扩展”

。

但艾哈德仍然强调应坚持市场原则，反对政府广泛干预经济。

制定反对限制竞争的立法，是当时一项重要工作，也是西方盟国的要求。

艾哈德在主持双占区经济工作时，就着手制订相关的法案。

最初的法案要求建立反卡特尔制度，禁止一切形态的“经济强权”

，即所谓“禁止原则”

（Verbotsprinzip）。

阿登纳也赞成制订法律，实行反卡特尔政策。

但是争论很大。

德国经济界有建立卡特尔的传统，经济学界、政府一般也不特别排斥经济的集中和建立卡特尔。

工业界以种种理由阻止反卡特尔法，至多只接受较为宽松的“滥用原则”

（Missbrauzip）。

鲁尔工业权势集团批评“美国佬指手划脚”

。

德国工业联合会（BundesverbasdustrieBDI）通过决议，说反卡特尔法会削弱企业的首创精神，威胁社会市场经济等等。

德国劳工组织负责人也认为，应当依法惩处滥用卡特尔的行径，而不应该禁止卡特尔。

艾哈德也表示“不是要根本禁止卡特尔，在对政治经济全局有用和必要的情况下，将允许组成某些卡特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