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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 从阿登纳到科尔（第3页）

反卡特尔法案起草后，反复修改，直到1957年才在联邦议院通过，名为《反对限制竞争法》。

其基本内容是一般地禁止卡特尔和类似安排，监督大企业滥用经济力量的行为。

它在形式上保留了“禁止原则”

，内容上则更多依据“滥用原则”

，规定了不少的例外。

所以被比作“瑞士干酪”

，意即漏洞百出，不能真正阻止经济力量的集中和限制竞争的行为。

阿登纳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制定了1951年的《煤钢工业共同决定法》（Moimmuz）和1952年的《企业组织法》（BetriebsverfassurVG，又称《企业委员会法》），为建立企业的“共同决定”

制度，并形成劳资“社会伙伴”

关系，奠定了重要的法律基础。

《基本法》规定联邦共和国是“社会的国家”

，意味着国家要承担“社会责任”

，建立福利制度。

阿登纳政府时期，在1950年恢复了养老保险制度。

1952年制定法律（《均衡负担法》），向战争中未受损失者和在战后重建中致富者征收特别捐税，作为“均衡负担金”

，救助战争受害者和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

为此，政府投入大量资金，资助住宅建设，实行儿童补助、孕产妇保护、失业和事故保险等。

1957年实行养老金改革，使之与职工收入的增长挂钩，被认为是联邦德国社会和财政政策史上的一个转折点。

阿登纳时期，德国不少人对新制度还只是消极接受，许多人与纳粹有“剪不断理还乱”

的联系，加之冷战激化，使得非纳粹化、非军事化、再教育等让位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阿登纳的“历史政策”

（Vergaik）是宽容与和解，对重要的纳粹分子要予以惩办，但对愿意接受新制度者，则给予出路，使其为新国家服务，况且各领域确实需要人才。

1949年和1951年通过了赦免前纳粹分子的一般性罪行，允许其重新任职的法律。

一批已被判刑的纳粹罪犯被减刑或提前释放。

不少前纳粹官员和专业人士重新起用，甚至位居要津。

如1950—1953年间新任命的部门领导成员中有60%曾是纳粹党员。

外交部建立后，49名高级成员中有39名前纳粹党员。

曾参与纳粹制定臭名昭著的1938年“纽伦堡法”

，后被盟国列为战犯的汉斯·格洛布克（HansGlobke，1898—1973）自1953年起担任总理府国务秘书达10年之久，成了阿登纳的得力助手。

在重新武装的过程中，一批前国防军将校被重新起用。

不过，非纳粹化的成果并未被否定或取消。

阿登纳是反法西斯的，他曾宣称决不允许以取消民主秩序为目标的极端现象抬头，决不允许以任何形式重演1933年的旧剧。

他起用前纳粹分子，有过于宽容之嫌，但前提是这些人不得违反《基本法》，否则就可能重新面对整肃。

在阿登纳政府的要求下，1952年联邦宪法法院取缔了纳粹残余组织“社会帝国党”

。

在建立联邦军队时，设立了由反纳粹人士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对上校及以上级别的军官在民主问题上的可靠性进行甄别，并否定了其中一部分人。

在多种因素的推动下，1957年联邦德国司法机关开始加强对战时纳粹罪行的追诉和审判。

影响较大的如1958年在乌尔姆市（Ulm）进行的“行动队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