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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 从阿登纳到科尔（第4页）

（Einsatzgruppenproze）和1963—1965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进行的“奥斯威辛审判”

（Auschwitzprozess）等。

1958年，最高法院在巴符州路德维希堡（Ludwigsburg）设立纳粹罪行侦查中心，该中心后来收集了逾百万件纳粹罪行的资料，对系统持续地调查清算纳粹罪行，发挥了有力的作用。

从1960年起，联邦议院通过辩论，一再延长对纳粹罪行追诉的时效，直到1979年决定取消追诉时效的限制。

这意味着对纳粹罪行可以永久追诉，直到罪行得到惩处，正义得到伸张。

同时，阿登纳政府奉行强烈反共的政策。

在政府要求下，联邦宪法法院于1956年裁决德国共产党“违宪”

，加以取缔。

内政部长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Schrder，1910—1989）声称：对极右和极左的组织都要按《基本法》规定，同样对待，不能对右派采取措施，却给共产党留有余地。

阿登纳通过对西方“一边倒”

，于1955年恢复了主权，加入了北约。

随后开始重建武装力量。

由“总理特别代表”

特奥多·布兰克（TheodorAntonBlank，1905—1972）领导的负责军事事务的“布兰克办公室”

（AmtBlank）改组成国防部，负责建军工作。

1956年10月改由基社盟的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任国防部长，调整建军计划，稳步推进工作。

在欧洲推进法德和解，积极参加欧洲一体化，并在1963年与法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

对苏联和东欧则奉行“实力政策”

，极力孤立和打压民主德国。

阿登纳政府在内政外交上都取得巨大成功，但其浓厚的保守主义特点，宽容和重用前纳粹分子，压制反对派意见，均遭到左翼—自由派的诟病，认为温和的右派（联盟党和阿登纳政府）与极右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联邦共和国还可能“再纳粹化”

。

其对外政策向西方一边倒，对苏联东欧（包括民主德国）除了强硬，无所作为。

阿登纳久任总理，家长式作风也逐渐令人不满。

阿登纳所在的党内，矛盾也发展起来了。

1961年夏天柏林危机，阿登纳政府面对柏林墙，无所作为，受到批评。

时任国防部长施特劳斯回忆：“柏林墙的修筑，对阿登纳的德国政策不仅是一个打击，而且是一个根本的转折点。

气候突变：反对阿登纳，反对联邦政府，反对联盟党。”

在1961年9月的联邦大选中，联盟党得票比1957年下降近5个百分点，而社会民主党和自由民主党的得票率均显著上升。

联盟党拒绝社会民主党的合作意向，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但后者提出条件，要求放弃对苏东的僵硬政策，并由艾哈德出任总理。

最后，阿登纳仍然担任总理，但1962年10月发生《明镜》（DerSpiegel）事件，再次冲击阿登纳政府。

舆论和反对党抨击政府滥用权力，触犯新闻自由。

执政党内也传出批评之声。

国防部长施特劳斯与事件有关，被迫辞职。

执政伙伴自由民主党不满，宣布退出政府。

阿登纳只好重组政府，最后在1963年10月辞去总理职务，由艾哈德继任。

艾哈德在声明中宣称，将实行“中庸和谅解的政策”

。

1965年9月联邦大选后，联盟党仍与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艾哈德继续担任联邦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