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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 从阿登纳到科尔（第11页）

1977年其暴恐活动达到高峰，在几个月中，相继有联邦大检察官布巴克（SigfriedBuback，1920—1977）、德累斯顿银行总裁庞托（JürgenPonto，1923—1977）、雇主联合会主席施莱尔（Hans-MartinSchleyer，1915—1977）等高层人物及其随员遭到“红军派”

的绑架和杀害。

10月，一批暴恐分子把汉莎航空公司的“兰茨胡特”

（Landshut）号飞机劫持到非洲的摩加迪沙（Mogadischu），以要挟政府释放在狱中的“红军派”

头目。

一时人心惶惶，形成所谓“德国之秋”

。

如何对待激进和极端力量，成了一个严重的课题。

社会民主党主张改革，但反对激进和极端的主张和行为。

同时为应对保守派对“新东方政策”

（ik）的攻击（他们说“社会主义者”

与苏联勾结），也需要表现出对激进和极端分子的坚定态度。

勃兰特告诉内阁，要采取强硬政策来反对左的和右的激进分子。

政府加强了对激进活动的监控打压。

1972年勃兰特和各州总理签署《反激进分子令》，不许参加旨在反对《基本法》的组织或活动的人担任公职。

此法涉及约350万公职人员，上百万人受到忠诚审查。

许多申请者被拒绝录用，或在职者被解职或纪律处分。

在联盟党执政的州更为严厉。

1975年宪法法院的一项裁决指出，必须确保公务员申请人在任何时候都支持“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

，是否具有这种忠诚“可以取决于其以前的活动”

。

这使得不仅参加“违宪的”

（verfassungswidrig）组织，而且即使参加仍然合法但被认为是“反宪法的”

（verfassungsfeindlich）的组织，也可能作为不得担任公职的理由。

例如“新德共”

本是合法政党，其成员却被视为“激进分子”

，或在申请加入公务员队伍时遭到拒绝，或被取消已有的公务员资格。

对武装的暴恐活动则严加镇压。

1971年内政部宣布“红军派”

为“头号公敌”

，对其进行大搜捕。

1972年逮捕了巴德尔、恩斯林、迈因霍夫等“红军派”

头目，后来又对他们进行了审判。

但是“红军派”

活动仍在继续。

1977年秋绑架施莱尔和劫持“兰茨胡特号”

发生后，警方采取了史无前例的通缉行动。

施密特政府果断派出武装突击队，成功解救了被劫持的飞机及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