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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 从阿登纳到科尔（第12页）

巴德尔、恩斯林等人获救无望，在狱中自杀。

为防范暴恐活动，政府制定了更严厉的法律，采取了更周密的措施，如1974年允许法官如果怀疑辩护律师参加或帮助正在受调查的犯罪行动，则可禁止该律师出庭。

1976年允许警察没收“颠覆性”

书籍，逮捕激进的书店老板，取消电视台的“煽动性”

节目等。

1977年禁止在狱中的“红军派”

首领彼此间的任何接触，也不许与律师交谈，以防其串通遥控狱外的恐怖分子。

1978年授权警察在一些公共场合进行盘查和监控，对不能证实身份者可临时拘押。

暴恐活动的频繁，法律条款的加重，反恐行动中出现过火行为等，一度造成近乎美国“麦卡锡时代”

的氛围，也引起激烈的辩论。

左翼—自由派担心过火的镇压不仅不能保障“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

，反而可能适得其反。

有人批评《反激进分子令》以反激进分子之名，行打压左派之实。

1973年一批知识界人士签署声明，说对“议会外反对派”

的压制“已发展成对整个左派的政治追捕体系”

。

对高校的监管愈加严厉，书籍和杂志被没收，左翼出版社受到干扰，记者和编辑遭到处罚。

著名作家伯尔批评《反激进分子令》是“可耻和伪善”

，是民主社会“有意识的自杀”

，呼吁将“红军派”

纳入政治进程。

1975年发生对核科学家特劳贝（KlausTraube，1928—）进行非法窃听的事件，因为警方怀疑他与恐怖分子有染，但结果证实他是无辜的。

此事被《明镜》披露，一时哗然。

1978年，《明星》（DerStern）杂志发表一系列关于安全措施危害公民自由的文章。

而保守派则主张严厉政策，批评政府心慈手软，并说这是“无政府状态与秩序”

“社会主义与自由”

和“基督教与无神论”

的斗争。

到70年代末，人们感到对颠覆活动的恐惧言过其实了，相反有一股保守主义正借口国家安全而回潮。

而力主严打政策的巴符州州长菲尔宾格（HansFilbinger，1913—2007）的纳粹历史被揭露，也使主张严打和批评“同情者”

调门最高的人声誉扫地。

官方在一些方面的措施有所缓和。

在官方严打“左”

的极端分子之际，极右分子和新纳粹却沉渣泛起。

70年代联邦德国曾出现两次所谓“希特勒浪潮”

，如美化希特勒等。

新纳粹等极右团体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宣传种族主义和排外。

1979年总理府授权慕尼黑的一个研究所进行调查，发现“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下日子更好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