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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政府演变 从阿登纳到科尔（第13页）

的说法时有所闻。

1980年在慕尼黑“10月节”

（Oktoberfest，通称啤酒节）期间，右翼极端分子制造爆炸事件，致13人死亡，约200人受伤。

这类极右势力的活动也遭到官方的监控和打压。

社民党—自民党联合执政，是经济方面的多事之秋：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货币汇率动**，能源危机，经济“滞胀”

。

政府在1970年和1973年实行了两个“稳定计划”

，应对“滞胀”

，效果有限。

许多改革都以增加开支为前提，但经济衰退使政府在财政方面力不从心。

勃兰特承认，当时没有弄清楚改革与财政政策之间的相互依赖性。

1973年施密特任财政部长，发现许多改革对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全无概念”

。

到他在1974年任总理时，“改革欣快情绪”

已经退潮。

施密特作为务实派，其政策基调是“连续性和集中力量”

，即选择那些特别重要的、政府有能力提供资金的改革项目。

有人批评他“向右转”

，他的态度是关心所面对的危机，不要沉溺于“未来主义的幻想”

。

他面对的是经济衰退，1974—1975年间，工业生产缩减了12.3%，固定资本投资不振，出口减少了9%，失业率从1%上升到5.2%，1975年经济出现负增长。

为克服衰退，1974年12月联邦政府拟定一项反周期计划，准备斥资100亿马克，其中约70亿—80亿用于支持私人投资，约6亿用于减少失业，约11亿用于公共合同。

财政部长阿佩尔（HansApel，1932—）表示，财政政策要有“负债的勇气”

，为推动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此后陆续出台措施，如1975年1月的综合财政改革（减税和增加家庭补助）、1975年8月为补偿需求疲软的追加支持计划等。

1977年联邦政府通过总额为160亿马克的“未来投资计划”

（ZukuirammZIP）（后增至200亿马克），着眼于为期四年（1977—1980）的长远规划，以改善运输系统、提供高效和生态的能源、供水、环境保护以及职业培训。

此外还实行各种税收优惠等措施。

从总体上看，70年代晚期的政府调控越来越侧重于供应方面，如降低税收和利率，控制社会开支和工资成本，以促进投资，增加生产和就业。

然而，1980—1982年又出现经济衰退，1982年再次出现负增长。

社会民主党的改革许诺，吸引了要求改革的年轻人，其党员人数由1968年73万余人增加到1974年的99万余人，“青年社会党人”

则由15万增加到35万。

1972年社会民主党在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首次超过了联盟党。

但是不久，一些改革遭遇阻力，一些政策和措施（如《反激进分子令》等）引起争论，社会民主党人气下降。

其在1976年联邦选举中的得票率下降，在1980年选举中得票率只略有上升。

此时政府又遭到新的批评。

1979年北约的“双轨决议”

（DoppelbeschlussTwo-TrackDe）在联邦德国激起强大的反核和平运动。

1980年，反核和平运动发表《克雷费尔德呼吁书》（KrefelderAppell），说“双轨决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