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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的利益多元主义与福利制度（第12页）

它也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成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秩序”

的一个稳定因素。

三、联邦德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发展与调整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分化经常发生，经济发达并不能自动达到社会公平。

市场竞争与风险如影随形，弱势群体更是如此。

由社会（国家）为人们的生老病死提供必要的、基本的安全保障，就成为一种必要。

德意志第二帝国时期，俾斯麦对工人运动实行“鞭子加蜜糖”

政策，制定了医疗、事故和残疾等保障立法。

魏玛共和国时期，社会保障有进一步发展。

联邦共和国的《基本法》规定了国家的“社会”

责任。

在各政党中，社会民主党一贯鼓吹实现社会公正和劳动者福利，联盟党内有“基督教社会主义”

的影响。

各党为争取民心的政治需要，不能无视政策的“社会”

方面。

“经济奇迹之父”

艾哈德也承认在现代国家，成功的经济政策还需要以“社会政策”

来补充。

联邦德国建立之初，百废待兴，重点是保证经济的发展，艾哈德说“最好的经济政策就是最好的社会政策”

。

即使如此，还是早在1950年就恢复了养老保险制度。

随着经济的繁荣，“蛋糕”

逐渐变大，民众要求共享成果的呼声高涨，一系列社会保障立法和措施相继出台。

60年代初-米勒-阿尔马克提出，随着社会市场经济进入第二阶段，要更多地关注社会政策。

此后到70年代，社会保障体系逐步发展扩大。

特别是社会民主党执政期间，进一步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力度，使之变得更加广泛而完备。

联邦德国以大量的法规、制度和措施，建构起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

兹仅列举若干：1950年恢复养老保险制度；1951年制定解雇保险制度；1952年制定战争损失补偿法和孕产妇保护法；1953年制定严重丧失劳动力者保障办法；1954年制定儿童金法（多子女家庭可每月领取儿童金）；1956年制定士兵供给法，修订失业保险法；1957年将养老金与工资增长挂钩，并把养老金制度推广到农村；1960年制定联邦住宅补贴法；1961年制定联邦社会救济法（后一再修改）；1963年出台事故保险新条例，实施联邦休假法（所有职工均可享受带薪休假）；1964年实施联邦儿童补贴法；1969年颁布联邦教育法、劳工促进法、职业培训法等；1971年制定联邦教育促进法、联邦流行病法；1974年颁布失业救济条例，实行对破产无力偿付职工的损失费补偿法；1975年规定子女补贴不受家庭收入的限制；1976年颁布暴力行为受害者赔偿法；1978—1980年间调整养老金制度，提高儿童补助金；1984年通过提前退休法；1985年实施子女抚养假制度，并发放抚养费；1986年起降低有子女家庭的税负；如此等等，远非全部，但覆盖面之广却可见一斑，包括人们生、老、病、残、死、伤、失业、就学、住房等各个方面，可谓庞大、完备而致密。

从总体上，可分为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社会照顾三大类。

社会保险是最重要的部分，有养老保险、疾病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及事故保险等。

在各种保险没有涵盖的情况下，则有各种社会救济和社会照顾。

有时作为特殊的临时性措施，还要求富人对于救助弱势群体作出贡献。

例如1952年的《均衡负担法》，向战争中未受损失者和在重建中致富者征收特别捐税，救助战争受害者和来自东部的难民和被驱逐者。

又如80年代科尔政府对部分高收入者实行强制性无息借款，总额约25亿马克，用来扩大住房建设，以帮助解决缺房者的需求。

在社会保障的立法、执行和管理方面，不同层级和机构各有分工，又构成完整体系。

联邦是社会保障体制的监督者，立法制定者，费用提供者，也承担一些具体的职能。

州一级是社会政策的主要制定者，主要资金提供者和许多具体职能的执行者。

自60年代起，强调“协调的联邦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