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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的利益多元主义与福利制度（第8页）

此外，教会有时也联合起来对重要问题发表意见。

1980年德国新教教会、德国希腊正教会和德国主教大会外国人事务局的代表组成的泛基督教“外国人节”

规划委员会（EiingitteefnerDay），提出“不同的文化，同样的权利：走向共同的未来”

，主张德国人适应新的多元文化合作的环境，促进不同文化的人们共处、沟通、理解和宽容，赋予少数族裔和文化群体以平等的政治权利。

在联邦德国，教会与国家和政治的关系也受到一些批评。

例如，自由民主党不喜欢联盟党的教权主义倾向，并在1974年提出“自由的国家，自由的教会”

，主张“公法团体”

地位不适用于教会，要划清教会与国家的界限，终止教会的某些特权，消除宗教在学校的影响等等。

教会的代表则认为，教会对政党政治保持中立，但教会也对世界负有责任，应该凭良心对政治和社会重要问题表态。

不过，工业化和社会世俗化的发展，居民宗教信仰淡化，虔诚教徒的人数下降。

特别是年轻人受各种思潮的影响，对虔信宗教之事兴趣不大。

这些变化不利于教会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和相关政策方面保持有效的影响力。

二、联邦德国的“社会伙伴关系”

联邦德国建立了独具特色的劳资关系，称为“社会伙伴关系”

（Sozialpartner），并成为法定的制度。

“社会伙伴关系”

的主要内容有企业“共决制”

、劳资协议制（工资集体合同制）等。

在经济中实行劳资“共决”

，是德国工人运动中很早的一项要求，有其历史和思想渊源，如德国历史上的“社会连带主义”

（Solidarismus）和“阶级合作主义”

（Korporatismus）传统，“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和“经济民主”

思想，基督教的社会理论等。

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就曾在企业中建立工人委员会，参与讨论与决定企业中的有关问题，实行某种程度的“共决”

。

在战后初期经济重建的过程中，实行“共决制”

也被提了出来。

共产党主张在所有企业和机构中自由、民主地选举产生工人、职员与公务员的代表组织。

社会民主党要求“建立在计划指导和集体决策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

。

基民盟在《阿伦纲领》中曾提出重新定义雇员和雇主的关系，实行劳资“共同决定”

。

后来的《杜塞尔多夫纲领》中也有建立劳资集体协议制的主张。

1949年秋德国天主教大会的声明中说，“全体工人在社会、人事和经济问题上的共同决定，乃上帝所赋之天然权利”

。

德国工会联合会1949年成立时的纲领，要求在经济领导与经济规划中实现共决权，这也是约束大企业，防止其像以前支持希特勒那样重走危险道路的必要条件。

其首任主席伯克勒尔把实现“共决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