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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第2页）

国务卿杜勒斯也赞成与苏联谈判。

1959年新任国务卿赫脱（A.Herter，1895—1966）提出所谓“赫脱计划”

，建议“分阶段”

解决德国统一，可以先成立“全德委员会”

，而将“全德自由选举”

放到了较后阶段。

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大讲亚非拉是决定性的舞台，却没有强调德国和柏林问题。

随后柏林的局势再度紧张，而美英依然是言辞强硬而行动谨慎。

随着美苏核僵持局面逐渐形成，在核武器问题上也走向既争夺又合作。

1963年美英苏签署《禁止在大气层、外空和水下进行核试验的条约》（VertragüberdasVerbotvonKernwaffenversuderAtmosphre，imWeltraumundunterWasser）（简称“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

），确切地表明了美苏既要进行冷战和争夺，又要谋求合作的基本趋势。

面对这些新发展和新趋势，联邦德国心态复杂。

它在安全问题上需要美国的核保护，统一问题上依赖西方的支持，生怕西方联盟失去抗苏的坚定性，或进行“越顶外交”

，为实现缓和而牺牲德国的利益。

阿登纳表示担心，危险不仅来自莫斯科，而且来自伦敦甚至华盛顿，那里有人想通过首脑会议解决问题。

他深感欧洲不能永远指望美国。

60年代初的驻美大使格雷韦回忆说，当时西方盟国明显地决心退到一条守势路线，接受柏林、德国和欧洲分裂的现状。

美国正在把同盟义务缩小为保障现状，迎合苏联的愿望。

因此，阿登纳政府的西方联盟外交中，一项重要工作就是阻止对苏政策中的“危险倾向”

和“软弱立场”

，促使西方联盟保持团结，坚定地面对苏联的外交攻势，坚持对德国问题承担的义务，不要牺牲德国的利益。

1955年美苏英法在日内瓦举行四国首脑会议，吹起一股“缓和”

之风，引起阿登纳的“极大疑虑”

，担心西方陶醉于所谓“日内瓦精神”

，忽视苏联的扩张本质。

他强调西方面临着危险，应该继续把解决德国问题放在首位，不要软化，不要妥协。

好在杜勒斯表示，“日内瓦精神”

并不意味着同意维持现状，或同意德国的永久分裂。

艾森豪威尔也声称，“在现在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有真正和平的”

，“德国的分裂是没有理由的”

。

1955年10月东西方四大国外长会议时，西方提出通过“全德自由选举”

来解决德国问题，遭到苏联拒绝。

联邦德国则指出，在德国统一和欧洲安全问题陷于僵局之时，继续讨论其他议程，会模糊会议失败的责任。

当1956—1957年国际上热议裁军和中欧“中立化”

时，阿登纳反复要求西方重申其过去的保证，没有联邦德国同意，不得商定与德国政治、军事和领土有关的问题。

在达成裁军协议之前，必须先解决德国问题。

1957年7月，西方三国与联邦德国专门发表一项声明，重申对德国统一的责任，德国统一必须以全德自由选举为第一步，欧洲安全必须与德国统一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