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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第12页）

从50年代后期起，美英逐渐表现出在维持现状基础上与苏联和解的倾向。

面对变化的新形势，阿登纳政府一边努力影响美英，以防其追求缓和而损及德国的利益，一边寻求新的对外政策支撑，因此大力加强对法关系。

1958年戴高乐在法国重新掌权，谋求重振法国的大国地位，正需要借力自重。

当年9月，阿登纳访问法国，与戴高乐举行会晤，就一些重大问题取得广泛的共识。

从此两人频繁联系，多次互访，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到1961年柏林危机期间，美英都赞成与苏联进行谈判，戴高乐则表示德国在柏林问题上可以指望法国的支持。

这种情况，更促使阿登纳决心强化对法关系。

他在1962年提出，德法关系是“欧洲一切发展的支柱”

，应将其赋予条约的形式，确定两国奉行一项共同的政策，并对双方都具有约束力。

这一建议得到法方积极回应。

1963年1月阿登纳访法，与戴高乐签署了《德法合作条约》（VertragüberdeutszsischeZusamme）。

其中宣布双方“对一切重要的外交政策问题，首先是有关共同利益的问题作出任何决定之前，应进行协商，以期尽可能采取相似的立场”

。

双方要在情报、援助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方面进行合作；在防务领域使双方战略和战术方面的主张接近，以期达成“共同的概念”

，并展开军事人员交流和军工方面的合作等；设立专门机构和基金以促进双方的教育和青年交流与合作；定期举行两国首脑、外长、防长、教育部长会晤（首脑会晤原则上至少每年两次）。

这个条约体现了德国与法国和解与合作关系的新发展，并为进一步发展合作奠定了基础。

于是，有人认为阿登纳是一个“戴高乐派”

。

但是，联邦德国并不认同戴高乐在北约内闹独立性，挑战美国和反对英国加入欧共体等政策。

阿登纳在国内遭到了批评，说他过于亲法，《德法合作条约》是“屈就”

戴高乐，可能会牺牲欧洲统一，损害大西洋联盟，从而削弱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的基石。

争论的结果是，在该条约的“前言”

中强调条约不得触动缔约方在既有多边条约中的权利和义务，重申加强大西洋联盟和欧美伙伴关系，促进欧洲一体化的政策。

这样就把条约纳入了联邦德国对外政策的总体结构，避免其可能的负面后果。

不过，阿登纳作为老练的政治家，并非不知美法孰重孰轻，特别是联邦德国在安全方面对美国的依赖。

阿登纳之后的艾哈德总理则是旗帜鲜明的“大西洋派”

，不赞成阿登纳那样“亲法”

，认为《德法合作条约》体现了六国“小欧洲”

精神（实即戴高乐的主张），不符合德国利益。

他甚至在内部场合说，戴高乐就像希特勒那样想控制欧洲。

艾哈德担心在对外政策上过度依赖法国，所以拒绝戴高乐加强德法“双强联盟”

来决定欧洲进程的想法，同时一如既往地主张欧共体开放，欢迎英国和其他国家加入。

1964年艾哈德访问巴黎，没有赞成戴高乐关于法德在财政、社会和税收政策上协调的建议。

随后，戴高乐访问波恩，说欧洲应该推行一项独立的但并不反美的政策，艾哈德则强调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关系是最有利的。

这使戴高乐不快。

他批评联邦德国没有下决心奉行一项欧洲人自己的、独立的政策，法德在许多领域，特别是在防务问题和北约改革方面，缺乏共同的政策。

1965年两人再次互访，对欧美关系还是各说各话。

戴高乐强调美国不会保护欧洲，艾哈德还是强调欧美合作，不赞成与美国拉开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