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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第9页）

不过，联邦德国不主张所谓“第三个零点”

即短程导弹也完全取消。

它认为西方在欧洲保持必要的核力量，仍然是必要的。

德美就此进行了多次磋商。

在1989年5月北约首脑会议上，同意先争取与苏联达成常规裁军协议，再举行短程导弹的谈判。

短导现代化的计划，则加以推迟。

（四）德国是美国的盟友，但不是附庸

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的西方外交中，与美国既合作又争论，除涉及东西方关系和战略及安全领域外，也涉及其他领域。

国际经济领域是联邦德国西方外交的重要课题之一。

这一时期，西方经济普遍衰退，美国经济困难，美元地位不稳，而联邦德国经济状况相对较好，出口强劲，马克坚挺。

故而美国一再要求德国马克升值，实际上是要为挽救美元地位和帮助美国经济复苏作出贡献。

1971年，勃兰特政府实行了马克浮动，实为变相的升值。

到卡特政府时期，又要求联邦德国实行膨胀性的政策，充当西方经济走出“滞胀”

的引擎。

联邦德国对历史上的恶性通胀心有余悸，重视维护货币稳定，自身的经济也有不少麻烦，因而担心照美国的要求办，会导致“输入性通胀”

，破坏马克的稳定，加剧自身困难。

施密特反过来批评美国的经济政策，说如果按华盛顿的要求办，将导致世界范围的通货膨胀，并加剧失业问题。

1979年，美国要求联邦德国收购美元，帮助稳定美元汇率。

施密特又表示不满，并说美国也应该“收拾一下自己的屋子”

。

80年代初西方经济又陷入一轮衰退，美国再次要求联邦德国采取扩张性的政策，充当西方经济的“火车头”

。

联邦德国则反过来批评美国的高预算赤字和高利率政策，说美国通过高利率吸收外来（包括欧洲的）资金，不仅延缓了其自身的经济改革，也延缓了德国的经济恢复。

德美这些争论，有其经济学上的理由，况且联邦德国经济也面临着困难，无非略为好一些而已。

但它们也源自利益和政策理念的差别，并体现了美德力量对比和关系的变化。

在施密特看来，美国已没有能力领导世界，美国试图推行“经济霸权”

，应该进行批评和抵制。

施密特政府时期的德美关系变化，还有其他的表现。

当时美国再次要求联邦德国补偿驻德美军的开支，以帮助美国外汇平衡。

以前在60年代，德美曾就驻德美军开支等问题达成协议，照顾了美国的要求。

但此时施密特却认为，美国并非只是在德国驻军，驻军也并非只是为了德国利益，而德国却是唯一要付钱的国家。

这不仅是预算支付问题，而是出于心理和政治上的动机。

他的想法是“不允许悄悄地在德美之间隐藏一种附庸关系的想法”

。

1976年，双方达成新的协议。

施密特致信美国总统福特（GeraldR.Ford，1913—2006），说通常意义上的支付平衡已不复存在，德国将继续向美国购买武器，并将对增派到北德的一个美军作战旅支付一笔资金，但这种一次性财政捐助并不表明德国有义务支付美国驻军的费用。

科尔政府重新加强德美合作，但也并非言听计从。

在中程导弹问题上科尔政府与美国的合作与差异，已如前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