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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联邦德国对外政策和德国政策的演进（第10页）

其他方面也是如此。

如1985年科尔政府宣布支持里根提出的“战略防御计划”

，但联邦政府不参加，由公司和研究机构参加合作。

科尔认为，作为盟国，应与美国协调政策。

参加合作也有利于提高自身高科技领域的水平，并有可能对美国的政策施加某种影响。

德美着眼点有所不同的是，美国希望突出政治与军事性质，德方更重视经济与技术意义，并强调公平分享研究成果。

美国提出所有研究成果无论美方还是德方做出，美国都有使用和转让权，同时要求签署一项有约束力的保密协定。

最后德方同意签署保密协议，美方同意分享技术，并将通报“战略防御计划”

的进展情况。

1986年3月，联邦德国经济部长班格曼（MartinBangemann，1934—）与美国国防部长温伯格（CasparWeinberger，1917—2006）签署了相关的协议。

又如1987年，苦于经济衰退的美国又要求德方放松银根，刺激需求，以帮助西方克服经济衰退。

有人甚至说联邦德国搞新的“重商主义”

，只顾自己而不愿进行“国际合作”

。

似乎美国的经济衰退，账要算到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头上。

但联邦德国正在努力控制通胀，稳定通货。

故而宣称，不会在美国压力下降低利率，并说美国经济的问题，如国际收支和预算赤字过大，原因在美国自己，怪不得别人。

科尔表示，德国不能充当西方经济的“火车头”

，不能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要顶住合作伙伴提出的过分要求。

总之，此时联邦德国的西方外交，体现了更大的自信心和自主性。

它已改变了凡重大事务皆依赖美国和西方联盟代言，并不断请求它们支持和保护的可怜地位。

联邦德国人对德美关系的定位有了变化。

施密特曾在1980年谈到：“美国与联邦德国之间的关系今天与15年前或20年前不同。

那时候，我们是依附的被保护人。

今天，我们在许多方面已成为美国有分量的伙伴。

随着我们实力的提升，我们已经不必在任何问题上都认为，凡美国认为适宜的原则总是正确的。”

1984年，当一位美国军官指责联邦德国的反核和平示威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和罪犯”

时，一位黑森州的高官说了一句颇具意味的话：我们是美国的盟友，但不是附庸。

联邦德国的一些政策和行动引起了美国和西方的猜疑和担心。

70年代勃兰特政府推行“新东方政策”

时，美国人就担心它走向“古典德意志民族主义”

，脱离西方联盟，或者在东西方之间纵横捭阖。

80年代初联邦德国反核和平主义高涨，施密特政府对美国的政策颇多批评，又一次强化了美国的这种担心，怕联邦德国走向“中立化”

。

这类担心虽不无理由，却是过分了。

联邦德国的西方政策在变化中保持着连续性，阿登纳以来与西方结合的政策，得到坚持。

这是其基本的国家战略，也是根本利益所在。

勃兰特在推行“新东方政策”

之际，强调大西洋联盟是其安全的基础，德国不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徘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