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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民主德国的外交政策（第5页）

1964年与苏联签署的友好合作互助条约提高了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60年代的“经济奇迹”

进一步巩固了民主德国的国家地位。

随着政权的巩固和经济实力的增强，民主德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也随之提高，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愿意与其发展关系。

然而，在勃兰特上台后，民主德国再也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改善关系的步伐。

在无法阻止苏东盟国与联邦德国进行无条件谈判以及东西方缓和关系后，民主德国着力于通过内部政策调整来维护国家的存在和安全。

1967年12月政治局成员阿尔伯特·诺登（ArbertNorden，1904—1982）指出，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使民族联系永远终结，联邦德国再提一个民族不过是用来反对民主德国的政府主权和合法性要求。

但在1968年的新宪法第一条中，民主德国仍然将自己定位为“德意志民族的社会主义国家”

，并在第八条中保留了民族统一目标。

这表明，民主德国官方的立场仍然是“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并没有放弃一个民族理论。

然而，1969年10月28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施政纲领中也提出“一个民族，两个国家”

的说法，不过他是从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来定义民族，目的是通过加强民族联系来实现最终的民族统一和国家统一。

乌布利希反对联邦德国利用德意志民族情感和两德特殊关系来寻求德国的统一，极力强调两德的差异：“两个德国有着不同的社会组织，有自己的国界、自己的教育体制和自己的文化。”

为了规避被联邦德国吞并的危险，民主德国开始在民族问题上与其划分界限，如在机构名称上实行“去德意志化”

，加强对西柏林过境交通的管理以限制两德人员来往，等等。

乌布利希还开始否定一个民族理论，1970年1月15日，以两德不再属于一个民族共同体为由，他要求建立国际法中的两德关系，并以民主德国是社会主义民族来拒绝两德统一。

1971年1月19日，乌布利希又以百万富翁和工人阶级没有共同点为由，来反对一个民族理论。

可见，在保持民主德国政权稳定和实现德意志民族统一两个目标发生冲突时，乌布利希选择了前者。

在昂纳克上台后，两德关系正常化势在必行，这不仅对民主德国政权的存在和稳定构成新的挑战，联邦德国影响的再次进入还使民主德国面临着保持独特和清晰的民族国家身份的问题。

在1971年7月的统一社会党“八大”

上，昂纳克对民主德国的民族政策作了大的调整，他指出，“历史已经对民族问题作出决定。

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对立，客观地导致了在一切社会领域中严格划清社会主义的民主德国和帝国主义的联邦德国之间的界限。

建立工人阶级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在民主德国导致了社会主义德意志民族的形成。

在联邦德国则相反，在那里，帝国主义政权在右翼社会民主党领导人的积极支持下已经复辟，由阶级对立所造成的旧的资产阶级民族继续存在。”

这样，为了防范和反对勃兰特政府“以接近求转变”

的企图，昂纳克政府提出了“两个民族理论”

。

三、与联邦德国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在苏联东欧国家对与联邦德国勃兰特政府举行缓和谈判十分积极后，为了避免陷入外交孤立，民主德国不得不开启两德谈判之门，不再坚持以获得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作为谈判前提。

由于立场相差甚远，两德谈判毫无结果，但勃兰特政府与苏联、波兰两国的双边谈判取得了进展。

勃兰特政府向苏联施加压力，要求将《柏林协定》和《莫斯科条约》捆绑在一起。

为了促成两德谈判，苏联通过双边接触和多边协商的多种渠道向民主德国施加压力，在内外逼迫之下，乌布利希被迫辞职，开始了昂纳克统治的新时代。

事实上，在争取联邦德国的外交承认和保护民主德国在柏林的权益等问题上，昂纳克与前任毫无二致。

与乌布利希不同的是，昂纳克更为务实和灵活，在无法抗拒苏联的压力后，他积极参与缓和进程，以尽可能地维护民主德国的国家利益。

在一系列条约网络的基础上，两德合作关系逐步建立。

从1949—1969年的20年间，两德仅签订了16项条约，而从1969—1979年的10年时间内，两德签订的条约数达到57个。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1972年12月签订的两德《基础条约》，在条约中民主德国获得了联邦德国对其主权国家地位的现实承认，联邦德国则使民主德国同意发展和促进两德在经济、科学技术、交通等等方面的合作，但两德在民族、统一、国籍、民主德国主权国家地位、两德以及欧洲的现存边界等基本问题上的分歧依旧存在。

两德条约涉及的主要是经济和社会领域，有关政治方面的比较少，双方主要是进行功能主义合作，但条约的签订为两德合作关系的建立和稳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0世纪70年代，两德合作关系主要体现在人员来往和经贸关系的发展方面：（1）两国人员来往不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