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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15页）

强调纳粹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并把反纳粹主义与批判联邦德国的现状结合起来。

人们对纳粹主义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有民调说，认为纳粹政权有罪的人从1964年的54%上升到1979年的71%。

1975—1979年间，表示赞成纳粹（除迫害犹太人和战争以外）政策的人占32%，而不赞成纳粹主义的人占42%。

一位研究法西斯主义的学者在80年代总结道：“种种反法西斯主义的思想自60年代末以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在人们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对工会和部分文化精英来说是这样，在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内部亦然，对较年轻的一代来说也普遍如此。”

对纳粹和第三帝国的研究得到拓展和深化，“日常生活史”

（Alltagsgeschichte）受到重视，即研究第三帝国时期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与经历。

新的视角也伴随着地方历史研究，人们试图揭示第三帝国时期某工厂曾发生怎样的压制工会和言论自由的事，或者当纳粹暴徒烧毁犹太教堂、商店，残害犹太人时，邻居如何胆小观望。

对保守史学家视为禁忌的问题也不回避。

如一位女民间历史学者不顾当局、教会上层的阻挠，获得纳粹时期的秘密纪录，揭露其所在地区人们试图掩盖或希望忘记的事实，发现一些一直被认为是反纳粹的人，甚至“抵抗战士”

，却是纳粹同情者甚至纳粹军官。

又如汉堡和不莱梅曾认为纳粹主义在自己的城市里受到了具有自由精神的公民的拒绝，未能扎根。

但新的研究打破了这种长期的神话。

研究发现，汉堡虽不是纳粹的“模范区”

，也不是对希特勒冷眼相向的“温和的”

汉萨城市。

在慕尼黑、沃尔弗斯堡、埃森、纽伦堡等地，70—80年代也开始揭露当地在纳粹时期的历史，并以不同方式保持历史的记忆，如举办纳粹时期历史文献和实物展览，把纳粹遗址（建筑物、迫害犹太人的场所等）改造成陈列馆或纪念地等。

有的研究揭露一些大企业与纳粹的关系和使用强迫劳动的历史，促使其承担责任。

如80年代期间，沃尔弗斯堡市（大众公司所在地）的档案馆出版了揭露大众汽车厂在战时进行军工生产和使用强迫劳动的著作，筹办“纳粹暴政牺牲者文献展”

。

大众公司受到震动，委托专业史学家来研究和撰写有关著作，成果后来于90年代正式出版。

总之，到七八十年代，联邦德国形成了广泛的反省历史和清算纳粹罪行的意识，并将其视为一种政治和道德的义务。

这种变化，应视为一项重要政治与思想成就。

联邦德国重视关于第三帝国和纳粹罪行的历史教育。

战后初期在盟国要求下，西部各州颁布法律，要求培养学生抵制纳粹思想和专制主义灌输的能力，不得用历史教育来进行煽动性的政治宣传，要删除颂扬战争、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内容。

但此后一段时期，由于缺乏合适的教科书和不少教师的认识问题，历史课程只讲遥远的过去，或到俾斯麦为止。

60年代开始改变这种状况。

1962年各州文教部长会议发出指示，要求如实讲授第三帝国的政治和行政制度、反犹主义和大屠杀、希特勒外交和战争责任等内容。

“新左派”

运动推动了对历史的反思和学校政治教育的“左”

转。

文教部长联席会议在1978年和1980年先后发布《对纳粹主义的处置》和《对纳粹时代抵抗运动的处置》的文件，要求加强学生对纳粹统治与罪行的认识，抵制对第三帝国或其代表人物历史的回避和美化。

1979年，美国电视剧《大屠杀》在联邦德国放映，激起强烈反响，许多学校就相关的历史进行了讨论。

官方作出积极反应。

例如中央政治教育办公厅（设在杜塞尔多夫）给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教师赠送10多万套情况资料，包括56页关于“最后解决”

的小册子。

巴符州的高中教师手册里规定，要使学生了解希特勒的外交政策，纳粹专制如何建立，纳粹系统的非人道性，第三帝国的集权特性，并且要了解自由民主秩序如何运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