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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16页）

手册还推荐老师带学生到集中营去看看。

80年代有人对联邦德国、美国和以色列的历史教材进行比较认为，联邦德国历史教材已表现出事实的准确性和内容的平衡性，不足的是未能将历史与现实相联系，没有指出导致纳粹时代的某些文化传统是否仍然潜在地存在。

此外，1972年联邦德国开始与波兰联合讨论历史教科书的编撰问题，旨在删去或至少缓和教科书中彼此关于对方的陈词滥调、歪曲和带有敌意的文字。

这也不失为真诚希望“克服过去”

的一种努力。

历史问题与一个重要问题——认同有关，即“我们要成为谁？”

曾经凝聚德国人认同的民族主义，战后已声名狼藉，德意志民族陷于分裂。

主流精英主张摒弃民族主义和“特殊道路”

，做“欧洲的德国”

和“西方的德国”

。

阿登纳强调德国人必须克服民族主义痼疾。

舒马赫曾坚持民族统一诉求，同时主张“不是为了民族主义”

，而是一种与“民族主义”

相区别的“世界公民式的爱国主义”

。

此后在联邦德国，民族主义通常是与极右派相联系的。

然而抛弃了民族主义，失去了国家的统一，加入了西方，联邦德国人的身份认同应该是什么？联邦共和国的合法性基础是什么？如何造就社会的凝聚力和居民的效忠感？于是有了“认同焦虑”

。

起初，人们对联邦德国自我形象的估计，主要基于对经济成就的自豪。

但许多人认为，这样以马克为中心、以物质为取向来建构民众认同，是不够的，不可取的，甚至是危险的。

左翼—自由派希望建构一种以《基本法》所体现的制度和价值观为基础，更具包容性和普世性的爱国理念和认同。

人们提出了“后民族民主”

等概念，希望构建一种新的认同基础。

政治学家斯坦贝格（Der，1907—1989）主张联邦德国公民认同于宪政民主国家，提出了“宪法爱国主义”

（Verfassungspatriotismus）的概念。

他在1979年（联邦德国建立30周年）撰文说：在联邦德国，一种新的“奠基于宪法之上”

的爱国主义已悄然形成。

“民族感情依然遭受着创伤，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完整的德国。

但我们生活在一部完整的宪法、一个完全立宪的国家里，这本身就是一个祖国。”

哈贝马斯也积极主张并论述了“宪法爱国主义”

。

他说德国人由于灾难性的历史，必须构建一种新型的爱国主义和认同感，与那种传统的、基于族群同质性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膜拜划清界线。

这种认同感不是聚焦于历史，而是一种基于宪法的、以法治和民主等普世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

，即“宪法爱国主义”

。

纳粹主义的经历必须作为德国宪法爱国主义的一个隐含的参照点。

在德国，只有“由克服法西斯主义而形成特有的历史观，才能理解以法治和民主的普遍性原则为中心的后民族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