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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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 变化中的联邦德国社会与思想文化（第3页）

这就增加了联邦德国宗教和文化上的多样性。

社会的变化有其后果和影响。

生活处于中间状态者（尤其是“新中产阶级”

）即使对社会不满，也一般倾向于在没有巨大震**的前提下的调整与改革，不易受到激进或极端思潮的影响，有助于“自由民主基本秩序”

的稳定。

联盟党、社民党均宣称走“中间道路”

，也是要吸引这类选民。

“68年运动”

中许多人的出发点，是认为现存制度不完善或面临威胁，而不是要推翻现存制度。

激进或极端的要求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

在“公民行动”

基础上形成的绿党，也逐渐转向现实的政策。

变化也体现在联邦议院成员的社会—职业结构上。

在1983—1987和1987—1990的两届联邦议员中，政府成员占13%—14%，公务员占31%—32%，工业中的“自主经营者”

和专业人员占25%以上，政党和社会组织的雇员占13%—14%，其他如公共和私营部门的雇员以及其他工资劳动者占比很小。

中产阶级特别是“新中产阶级”

的人员占重要份量，表明了他们政治上的影响。

政治生活的阶级特点有所弱化或模糊。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政治具有突出的阶级政治特点。

不同政党的社会基础、意识形态和政纲都有明显的阶级倾向，选民的政党倾向较为稳定，不同阶级之间则有比较明显的差异。

工人大量地支持社会民主党，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则倾向于联盟党。

1957年联邦议院选举，社民党获得工人票的61%，但只获得中产阶级票的24%，两者相差达37%。

在1976年选举中，自主就业者中的65%、白领工作者的47%偏向联盟党，而工人只有41%倾向于联盟党。

但在80年代两次联邦大选中，工人选民和中产阶级选民中，支持社会民主党的比例，仅相差约10%。

而“新中产阶级”

的选票，则几乎被社民党和联盟党平分。

据调查，在1972年大选中，选民感到有“强烈”

和“非常强烈”

的党派联系者占55%。

1987年这类选民下降到只占41%。

非党派的选民比例则从1972年的20%上升到1987年的25%。

在1957年和1961年的两次选举之间，改变投票偏好的积极选民不足10%。

而80年代的两次选举中，这个比例增加了一倍以上。

建国初期的选民大部分经历过危机、战争和战后匮乏年代，其政治认同，把阶级、宗教等作为重要参照。

到80年代，这类人已不足选民的15。

出生或成长于战后时期较为年轻的人们，在社会多样性和流动性增加、传统纽带削弱、新观念迭出的时代，价值准则和政治关切等，与其祖、父辈有所不同，也没有那样稳定的政治或党派认同、忠诚或偏好以及投票时的选择。

社会变化也导致政治议程的一些变化。

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便要寻求更高的生活质量、更加宜居的环境、更加多样性和个性化的生活方式、更大的自由空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