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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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卜生的英雄式的无政府主义，托尔斯泰的《福音书》，尼采的超人哲学，到了他们江湖派的舞台上只剩下那些巨人的影子，可笑而可怜！

巴黎的作家花了不少心血要表示在思索一些新的事情。

骨子里他们全是保守派。

欧洲没有一派文学像法国文学那样普遍的跳不出过去的樊笼的：大杂志，大日报，国家剧场，学士院，到处都给“不朽的昨日”

控制着。

巴黎之于文学，仿佛伦敦之于政治，是防止欧洲思想趋于过激的制动机。

法兰西学士院等于英国的上议院。

君主时代的制度对新社会依旧提出它们从前的规章。

革命分子不是被迅速地扑灭，就是被迅速地同化。

而那些革命分子也正是求之不得。

政府即使在政治上采取社会主义的姿态，在艺术上还是闭着眼睛让学院派摆布。

针对学院派的斗争，大家只用文艺社团来做武器，而且那种斗争也可怜得很。

因为社团中人一有机会就马上跨入学士院，而变得比学院派的人更学院派。

至于当先锋的或是当后备员的，又老是做自己集团的奴隶，跳不出一党一派的思想。

有的是囿于学院派的原则，有的是囿于革命的主张：归根结底，都是坐井观天。

为了要使克利斯朵夫提提精神，高恩预备带他到一种完全特殊的——就是说妙不可言的——戏院去。

在那边可以看到凶杀、强奸、疯狂、酷刑、挖眼、破肚：凡是足以震动一下太文明的人的神经，满足一下他们隐蔽的兽性的景象，无不具备[140]。

那对于一般漂亮女子和交际花尤其特具魔力——她们平时就有勇气去挤在巴黎法院的闷人的审判庭上消磨整个下午，说说笑笑，嚼着糖果，旁听那些骇人听闻的案子。

但克利斯朵夫愤愤地拒绝了。

他在这种艺术里进得愈深，觉得那股早就闻到的气息愈浓，先是还淡淡的，继而是持久不散的、猛烈的，完全是死的气息。

豪华的表面，繁嚣的喧闹，底下都有死的影子。

克利斯朵夫这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开始就对某些作品感到厌恶。

他受不了的倒并非在于作品的不道德。

道德，不道德，无道德——这些名词都没有什么意义。

克利斯朵夫从来没肯定什么道德理论，他所爱的古代的大诗人大音乐家，也并非规行矩步的圣人。

要是有机会遇到一个大艺术家，他绝不问他要忏悔单看[141]，而是要问他：“你是不是健全的？”

关键就在于这“健全”

二字。

歌德说过：“要是诗人病了，他得想法医治。

等病好了再写作。”

可是巴黎的作家都病了。

或者即使有一个健全的，也要引以为羞，不让别人知道他健全，而假装害着某种重病。

然而他们的疾病所反映于艺术的，并不在于喜欢享乐，也不在于极端放纵的思想，或是富于破坏性的批评。

这些特点可能是健全的，可能是不健全的，看情形而定，但绝对没有死的根苗。

如果有的话，也不是由于这些力量本身，而是由于使用力量的人，因为死的气息就在他们身上。

享乐，克利斯朵夫也一样喜欢。

他也爱好自由。

他为了直言不讳地说出他的思想，曾经在德国惹起小城里的人的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