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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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说，“很好啊!这个围着橘红披巾的小姑娘，真的很好。”

或者，“可不是!这支军队行进在小城街上的场景，写得真好!”

他的文体，与时代并不完全合拍（而且他有一种法国情结，不喜欢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赞扬一种文体常用“柔和”

这个词。

“可我，在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朗赛传》里，还是更喜欢《阿达拉》，我觉得它更柔和。”

他说这话，就像医生听病人抱怨说喝了牛奶胃不舒服，回答病人说：“可它挺柔和的。”

确实，贝戈特的文体中有一种和谐之美，跟古人称颂的某些演说家庶几近之，但现代语言不讲究这一点，我们习惯于现代语言，也就难以领略此中的情趣了。

人家称赞他作品中的某些篇章时，他会腼腆地笑着说：“我觉得这写得比较真实、比较准确，大概还有用吧，”

但这只是谦虚，正如有人称赞一位女士裙子漂亮或女儿可爱时，她回答说“它挺合身”

或“她性格很好”

。

然而，建筑师的本能在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他不可能不知道，唯一能表明他建造的东西有用、真实的，就是他的作品首先给自己，而后给别人带来了欢乐。

可是多年以后，他的才思枯竭了，每当写出一部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本该付之一炬却又不舍得，还是拿去发表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写得还相当准确，为国家想想，也不至于全无用处吧。”

以前对崇拜者柔声说这些话，是略有心计的谦虚，到头来在心底对自己这么说，却透着一种内心纷扰的骄傲。

对早期作品的辉煌来说大可不必的谦辞，对晚期作品的黯然而言，成了聊以**的浮词。

当年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眼光近于苛刻，对自己的东西也务求够得上“很柔和”

的评价，因此多年来一直被看作一个无病呻吟、流于雕琢而不出成果的作家。

其实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力，其奥秘就在于这种鉴赏眼光，因为，习惯既造成个人的性格，也造就作家的风格。

倘若一个作家屡屡满足于按某种现成套路来表达思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为自己的才能设定了一道从此难以逾越的藩篱，这就像一个人在抑制不住享乐、懒惰的**，害怕吃苦受累的同时，已经为自己的人品勾勒出行止有亏的概貌，并划定了德行操守的限度。

虽说我是在后来才看出作家和普通人之间的许多共通之处，最初在斯万夫人府上见到贝戈特时，我委实不相信我面前的这位先生就是贝戈特，就是我惊为天人的大作家，但或许这也算不上是多大的过错，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自己。

若不是不相信自己，他何至于对那些社交场中人物如此殷勤（按说他并不爱赶时髦呀），又何至于对才识远不如他的文人、记者这般热忱呢？诚然，现在他从别人的赞扬中知道了自己是有天才的，而与之相比，社会地位和官职都是算不了什么的。

他知道了自己有天才，但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依然对那些平庸的作家做出谦恭的样子，为的是不久以后能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其实，法兰西学院也好，圣日耳曼区也好，都跟贝戈特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永恒精神毫不相干，正如它们跟因果律和天主的信念毫不相干一样。

这他也知道，但就像有偷窃癖的人知道偷东西不好，却管不住自己的手。

这个蓄着山羊胡子的翘鼻子男人，自有雅贼席间偷餐叉的本领，在他向觊觎已久的院士交椅，向若干张选票在握的某位公爵夫人挪动挨近之际，鄙夷这般狗苟蝇营的人，根本觉察不到他有所动作。

他只成功了一半。

在听他说话时，我们会听到两个不同的贝戈特，时而是真实的贝戈特，时而是另一个自私的、有野心的，为了让人看重自己，只想着谈论一些显要、权贵或有钱人的贝戈特，而在他的著作中，当他真正是他自己时，却曾满怀深情地向我们描述过，穷苦人的纯洁如何像一眼清泉那般可爱。

至于德·诺布瓦先生暗示过的其他那些丑行，那种近于**的情爱（据说其中还有钱财上的猫腻），它们显然都与贝戈特最近那几本小说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

那些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作者对美好事物执着而痛苦的思考，主人公哪怕一丁点儿的欢乐，也无不蒙上这样一层阴影，而当读者感染上这种忧郁的情绪以后，最安适的生活也会让他觉得难以忍受。

然而，即便这些丑行在贝戈特身上都能坐实，我们也不能因此断言他的文学创作是说谎、他的艺术敏感是作秀。

按照病理学的观点，某些相似的病症，其病理机制全然不同，有的是血压过高、分泌过多所致，有的却是血压偏低、分泌不足引起的；同样，行为不检既可能是过于敏感所致，也可能是不够敏感造成的。

也许，道德问题只有在真正道德沦丧的生活中才会更严峻地凸现出来，令人感到焦虑和不安。

对这一问题，艺术家并不从他个人生活的层面来给出回答，而是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文学色彩的回答——对他来说，唯有文学中的生活才是他的真实生活。

品格端方的教堂圣师，往往还得经历世间的磨难，品尝罪孽的滋味，方能最终修得圣洁之身；同样，大艺术家的无德无行，往往并不妨碍他从中构想人人适用的道德准则。

作家在生活中的种种丑行（或者仅仅是不足之处、可笑之事），孟浪荒唐的谈吐、女儿的轻浮、妻子的不贞、本人的失检，这些都是他每每在文章中痛斥的现象，但他决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弥漫在周遭的恶俗情调也不可能有所改变。

这种对比，在贝戈特的时代要比以前更为醒目，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日趋腐败，道德观念变得愈来愈高尚；另一方面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作家的私生活了。

有些夜晚，我当年在贡布雷不胜仰慕的这位作家会在剧场中露面，他坐在包厢后座，而和他同时出现在包厢里的其余那几位，不啻对他在最新作品中所持观点的一种极其可笑，或者说极其可悲的讽刺，一种恬不知耻的背叛。

我听到的说法，对贝戈特有褒有贬，可以说是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