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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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的思绪还是把我不由分说地往她那儿拽，一路上腿往这边挪，思绪往那边拽，内心罗盘的指针就这么不停地乱转，我随后给吉尔贝特写了几封没送出的信，那些信的前后自相矛盾，也活像乱转的指针。

我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人生中我们会不止一次地遇到类似的局面，这种时候，尽管我们的性格、气质——我们的气质生成我们的爱情，而且几乎生成我们所爱的人，甚至她们的缺点——并没有改变，态度却每次都会有所不同；态度是随年龄而变的。

这样的时候，生活会被一分为二，犹如分置在一架天平两端的秤盘上面。

天平的一端，是我们的心气，我们不愿让自己心爱却又没法儿理解的人儿不高兴，也不愿在她们眼里显得太卑微，比较聪明的办法就是对她们稍稍冷落一些，让她们不至于滋生一种我们离不开她们的感觉，不会对我们的热忱感到腻烦。

天平的另一端是痛苦——一种并非局限于一处、似乎无处不在的痛苦——这时情况完全不同，只有当我们已经决意不去讨这个女人的欢心，让她相信我们离了她照样能行，然后再去找她的时候，痛苦才能有所缓解。

如果从装着高傲的秤盘里稍稍拿掉一点年齿增长自然会磨灭的傲气，往装着忧伤的秤盘里加上一份眼看日渐加剧的后天性病痛，那么二十岁的心气让天平这一头沉下去的情形不会再出现，而另一头则变得沉甸甸的，天平再也打不住，就会像五十岁上那样坠了下去。

而且，情况在不断重复的同时，也是在变化的，完全有这种可能，一个人进入中年或老年阶段以后，会萌生一种非常要命的自以为是的心态，把爱情等同于一些习惯，一些在为过多的职责所累、身心不那么自由的年轻时代所没有的习惯。

我在刚给吉尔贝特的一封信中尽情宣泄我的怒气，但也还是安排了几句仿佛不经意间写下的话，她要是有心跟我和好，这几句话就是她的救命稻草；过了不一会儿，风向转了，我写的尽是些充满柔情蜜意的话儿，而且用了“永远不再”

之类凄婉的说法，却不料写的人自以为含情脉脉，看的人却全然不放在心上，她要不是认为这是说谎，把“永远不再”

读成“如果你真想我，就今儿晚上吧”

，就是相信这是真话，是有意告诉她我俩就此一刀两断，而因为彼此已经不再相爱，分手也就无所谓了。

可是既然我们在爱的时候和不爱的时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我们不可能在爱的时候就像后来那样去想事情，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充分地想象一个女人——一个我们即使知道她对我们无动于衷，但为了用一个美好的幻象安慰自己，或者让自己从一种巨大的悲痛中解脱出来，在梦中仍然执意让她跟相爱时一样说着甜蜜话儿的女人——的精神状态呢？面对心爱的女人所想的东西、所做的事情，我们大概就像早期的物理学家面对种种自然现象（在自然科学创立并能对未知事物做出些许解释之前）那般茫然失措。

或者，更糟的情形是像一个脑子里几乎不存在因果关系的人，这样的人无法在一个现象和另一个现象之间建立起联系，他看到的万事万物都如梦幻那样不确定。

当然，我竭力想摆脱这种漫无头绪的混乱，找出事情的缘由。

我甚至尽量想做到“客观”

，为此我认真考虑了吉尔贝特在我心目中的地位，以及我在她心目中乃至她在除我以外的旁人心目中的地位——看到了两者之间的落差之大，才不至于把吉尔贝特的和颜悦色当作爱情的表露，把自己可笑可鄙的举止当作应对明眸流盼的殷勤。

但是，我又担心自己会走到另一个极端，由于吉尔贝特某次没按约定的时间准时来到，由于她一时使性子、发脾气，就以为她对我怀有根深蒂固的敌意。

我竭力在这两种都有所扭曲的观点之间寻找另一种观点，指望它能让我看清事情本来的面目；为此我冥思苦想了一通，这种思索稍稍减轻了我的痛苦。

或许是思索的答案让我知道了该怎么做，或许是我让这些答案反映了自己的意愿，总之我决定第二天去斯万夫妇家。

我对自己的决定感到高兴，就好比一个人一直不想去旅行，为此犹豫、苦恼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挨到去了火车站，才拿定主意回家放掉行李，松了一口气。

当你犹豫不决时，你每想到一种可能的决定，这个想法（除非你打定主意不做决定，让这想法僵死完事）就会像一颗生意盎然的种子那样滋长，实施这个决定所能引起的种种情感状态，先是呈示一个雏形，而后就会纤毫毕现地展露出来。

所以，我对自己说，打算不再和吉尔贝特见面，只不过是一个想法，现在我就像真有其事那样心生苦恼，这岂不是很愚蠢吗？再说，既然我早晚还得回到她身边，那又何苦拿这么些未必付诸行动的愿望、难以真正兑现的承诺来折磨自己呢？

和吉尔贝特重归于好的念头一路上都回旋在我脑际，但一进斯万夫妇家的门，它就戛然中止了。

这倒不是因为府上那位挺喜欢我的总管告诉我说吉尔贝特出门去了（当天晚上我从遇见过她的朋友那儿知道，她白天是不在家），而是由于他说这话的口气：“先生，小姐出去了，我敢向先生保证我没说谎。

要是先生还想问问清楚，我可以把小姐的贴身女仆叫过来。

请先生相信，我当竭尽全力务使先生感到满意，倘若小姐在家，我一定马上把先生领去见她。”

这番话在不经意间（其全部意义正在于此）对一通字斟句酌的说辞所要掩饰的事实做了至少是粗略的曝光，证实了在吉尔贝特周围的人眼里我是个爱纠缠的人。

所以，总管话音刚落，他的话就激起了我的愤怒，当然我这怒火的对象是总管，而不是吉尔贝特。

我对这位女友所能有的全部愤懑，此刻都倾注在了他身上；我的爱情因这番话而摆脱了愤懑，单独存留了下来；而这番话同时也使我明白，我得有一段时间别去看吉尔贝特。

她一定会写信向我道歉。

可就这样，我还是不能马上就去看她，我得以此来证明，没有她我照样能行。

再说，一旦收到她的信，有些事我就不会那么在意，在一段时间里不去见她在我算不上难事，因为我心里很清楚，只要我想见她，我是能去见她的。

但要让自己能不很伤感地承受这种有意的小别，我必须感觉到自己的心摆脱了可怕的疑虑，不再为我俩是否会就此绝交，她是不是会订婚、出走或被劫持之类的猜疑担惊受怕。

接下来的几天，跟那年元旦我不得不和吉尔贝特分开的一个星期很相似。

不过当初那会儿，一方面我明白，那个星期结束以后，吉尔贝特就会回到香榭丽舍公园，我又可以像以前一样和她见面，这是我确信的；另一方面我知道，只要元旦假期没结束，去香榭丽舍也没用，但对此我不那么肯定。

于是在这个已经远去的忧郁的星期里，我平静地承受着我的忧伤，既不担心，也不期盼。

现在却不然，那后一种情感，几乎和担忧一样，使痛苦变得难以忍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