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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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首先我可能会更早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就是永远不要责怪任何人，不要因为记得某人在某个时候做过错事坏事，就对他做出评判，要知道，他在其他时候可能怀有的善良愿望，以及为此做过的努力，我们是并不了解的。

即便从预见的角度来说，贸然下断语也不可取。

一个人犯过一次错、使过一次坏（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仅此一次），十有八九还会再犯再使。

但是人的性格是多方面的，除了这一面，他还会有许多其他的方面，而我们往往会因为他曾经犯过错使过坏，就对其他那些流露温情的方面视而不见。

从更为个人化的角度来说，这次的发现当然对我不无影响。

戈达尔告诉我的这件事，改变了我愈来愈觉得韦尔迪兰先生是个大坏蛋的印象，倘若戈达尔能早些告诉我，我对韦尔迪兰夫妇在我和阿尔贝蒂娜之间究竟扮演何种角色的疑虑，也许早就消释了。

不过，疑虑消释也未见得就对，因为韦尔迪兰先生虽有美德，却依然喜欢捉弄人家，有时简直到了酷虐的地步，他唯恐失去在小圈子里的支配权，甚至不惜编造拙劣的谎言，煽动无端的仇恨，来切断信徒之间任何不以小团体利益为唯一目标的联系。

他可以是个不藏私心、慷慨而不矜夸的人，但这并不等于说他是一个敏感的、富有同情心的人，也不等于说他是一个谨慎小心的人，一个坦诚的、永远善良的人。

一种局部的善良天性——其中或许有当年与我外婆过从甚密的这个家族的遗风在——很可能早在我发现它之前就已存在，正如美洲和北极，早在哥伦布和皮里[232]发现它们之前就已存在。

然而，韦尔迪兰先生的这种天性，在我发现它的那一刻，还是给了我一种全新的、意想不到的印象；我由此断定，要对一个人的性格做出一种一劳永逸的描述，正如要对社会的方方面面、对情感的形形色色做出类似的描述一样，实在是难乎其难啊。

人的性格跟社会、情感一样，是变化不居的，倘若我们把一个个相对而言静态的瞬间定格下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相继呈现的截面，它们焦距不定，各不相同（这意味着它们无法保持静止，而是始终在动的）。

我看时间已经很晚了，担心阿尔贝蒂娜一个人会感到无聊，便问布里肖，待会儿是否可以先把我送回家，然后再用我的车子送他。

他称赞我从韦尔迪兰府直接回家，殊不知有个姑娘正在那儿等我，他还称赞说，这么早早结束夜生活，真是乖得很，根本想不到对我来说，真正的夜生活还没开始呢。

随后他就跟我说起德·夏尔吕先生来了。

那位先生要是能听到这位教授，这位平时对他非常客气，总是对他说“我一定守口如瓶”

的教授，竟然会如此口没遮拦地谈论他和他的生活，一准会听得目瞪口呆。

德·夏尔吕先生曾经对布里肖说：“有人言之凿凿地告诉我说，您在背后说我坏话。”

当时布里肖的惊讶和愤慨，或许都是真诚的，事实上，布里肖是对德·夏尔吕先生有好感的，即使他也会说那些关于男爵的段子，但这些大家引为笑料的段子从他嘴里说出来时，首先浮现在他脑海里的是他对男爵的那种好感，而不是这些段子本身。

当他说“我说起您，心中充满友情”

的时候，他并不觉得自己在说谎，因为他议论德·夏尔吕先生时，其中的确有几分友情的意味。

作为大学教师，首先得在社交生活中有其魅力，对布里肖而言，德·夏尔吕先生恰好就具有这种魅力，布里肖长期以来一直以为出自诗人想象的东西，在男爵身上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印证。

经常在课堂上讲解维吉尔《牧歌》第二章的布里肖，对这部诗作究竟是否有现实的背景，始终感到有些茫然，他到了晚年，才在与德·夏尔吕先生的神聊中品尝到了些许乐趣，他知道，这种乐趣正是他的老师梅里美先生、勒南先生和他的同事马斯佩罗[233]先生在游历西班牙、巴勒斯坦、埃及的旅途中，目睹西班牙、巴勒斯坦和埃及当下的风光和民俗，从中体认他们曾在书本中习读的古代场景的舞台原型和依然不变的演员时，曾经感受到的乐趣。

“我并不想冒犯这位出身高贵的骑士的尊严，”

布里肖和我同在行驶中的车子里时，这样告诉我，“但我要说，当他带着几分夏朗东意味[234]的狂热和一根筋的执拗劲头，竭力宣扬他的撒旦信条时，那情景只能用奇异二字来形容。

那种憨直的模样，让我想起西班牙的流亡贵族。

我敢打包票说——请允许我借用于尔斯特大主教[235]的口吻说，我终有一天会不无欣慰地看到这位披挂甲胄的骑士来造访寒舍，知道他原来是为保卫阿多尼斯[236]抗击我们这个丧失信仰的时代，才凭着高贵的种族本能，怀着所多玛式的纯情，毅然加入东征十字军的。”

我听着布里肖说话，却并不是和他单独在一起。

而且，出了府邸以后，依然是这样，我感到（尽管是模模糊糊地）自己跟此刻正在卧室里的姑娘是连在一起的。

即使是在韦尔迪兰夫妇府上跟这个或那个宾客谈话的时候，我也始终朦朦胧胧地感到她就在我身旁，她给我一种仿佛那就是我自己的身体的影影绰绰的感觉，我一想到她，就好像想到自己的身体，有一种浑身上下都受束缚的不舒服的感觉。

“这位使徒就爱说人闲话。”

布里肖接着说，“这些闲言碎语放在一起，够出一部《月曜日漫谈》补编了!您想想看，我有位令人尊敬的同事写了一本伦理学专论，我一直称赞这是我们时代的伦理巨著，可是男爵告诉我，这位可敬的×先生的写作灵感，来自一个年轻的邮递员。

当然我也承认，我杰出的朋友说这件事的时候，始终没有透露那位美少年的名字。

由此可见，他跟菲迪亚斯相比，虽然多了几分对当事人的尊重，却也可以说少了几分道德的勇气——菲迪亚斯把他喜欢的竞技者的名字，镌刻在了奥林匹亚神庙宙斯雕像的饰环上[237]。

菲迪亚斯这事，男爵原先不知道。

不用说，它打消了一点他的正统观念。

您很容易想见，我每次跟我那位同事一起评议博士论文时，总会发现他在自己的论证中（应该说，这些论证的确称得上洞察入微）添加了一种爆料的意味，当年圣伯夫嫌夏多布里昂的作品欠缺秘闻的色彩，就曾把一些揭秘的火辣内容塞进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