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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清教主义和重商主义思潮（第3页）

斯图亚特时期英国国王的神权得到重新确立，他们认为“国王是上帝指定的地面代理人，凭着上帝所看中的他的智慧和地位，他有权依照他认为合理的方式来统治国家”

。

[96]而在清教徒看来，契约思想包含着人们享有在相互同意基础上建立教会和政府的权利，一旦契约遭到破坏，人民自然有抵制的权利。

就对外政策而言，清教徒认为英国的重要地位源于上帝的选择。

因此，与世俗政府的政治或经济考虑相比，上帝的目的更为重要，英国应该首先根据上帝的旨意，在国际上充当与反基督教势力斗争的“领袖”

；而国王则更多的考虑的是王朝的利益，并以此作为外交决策的基础。

自16世纪中后期以来，英国清教徒一直认为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不仅是英国向海外商业扩张的劲敌，而且是宗教信仰的敌人，他们反西班牙的民族情绪相当浓烈。

但詹姆士一世不仅对此不予理睬，而且改变了前朝伊丽莎白一世的对外政策，主动与西班牙和解。

他即位后立即宣布禁止英国船只掠夺西班牙的商船，并于1604年同西班牙缔结了和约。

在缔约时，詹姆士并未利用英国的胜势，在条约中未包括英国商人所要求的在西班牙殖民地拥有经商权等内容。

为了进一步密切与西班牙的关系，詹姆士一世从1614年起一直努力谋求自己的儿子查理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国王的公主联姻。

当1618年三十年战争开始后，德意志的新教国家与西班牙为首的天主教同盟交战。

此时詹姆士一世不仅不支持信奉新教、又是自己女婿的帕拉丁的腓特烈，反而继续与西班牙保持友好关系。

“对他说来，西班牙国王始终是世上最伟大的君主，如果这位伟大的君主能善待于他的话，他愿意倾其所有拱手相送。”

[97]王室的宗教、内外政策使清教徒感到不满，双方的离异倾向日益明显。

清教徒被认为是社会异己力量而日益受到王室的迫害。

1604年詹姆士一世就明确宣称：安立甘教主要的和基本的内容不容讨论，应该坚持“一种教义，一种戒律，最关键的是，一种宗教仪式”

。

他还警告清教徒：“我将令他们（指清教徒）完全遵从国教，违教者我将摧之折之而使之出境。”

[98]查理一世即位后，迫害清教徒的政策进一步升级。

坎特伯雷大主教劳德所实施的日益严厉的宗教迫害使部分清教徒只好选择远离故土去寻找自己的“宗教圣地”

。

他们认为“在那遥远的大陆荒原上享受自由，要比在不和睦的家乡舒舒服服当奴隶强得多”

。

[99]起初，他们把荷兰视为理想圣地，因而结伴来到了荷兰的莱顿。

但是在莱顿受工作、生活、语言及子女的前途等问题的困扰，最终使他们将目光投注到人烟稀少的美洲。

从表面上看，英国清教徒移居北美大陆是源于英国国内宗教氛围的缺乏宽容和政府的打压政策，但实际上许多清教徒放弃国内安逸的生活而前往北美大陆的深层次原因则在于寻找实现他们宗教理想的“净土”

，宗教信仰是他们移居海外的主要动力。

正如布拉福德所表达的：“他们满怀希望和热情，想要在遥远的世界其他地区为传播基督的福音，扩展基督的国度，或者至少开辟一条通道，即使他们这样艰巨的付出，只能成为其他人的铺路石。”

[100]应当说，每个真正的清教徒都肩负着重建道德和信仰的重任，为了达到一种道德境界，也为了信仰，他们从未停止对人的心灵痛苦的探索。

“他们一方面相信灵魂是可以拯救的，另一方面又看到人性的彻底堕落，于是就在进退维谷的情况下不断斗争，至死方休。

这种内心的追求就像一根拧紧的发条，不断释放出力量，推动清教徒以及整个社会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作出巨大的成绩来。”

[101]法国著名学者托克维尔曾对移民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徒的心迹作过这样的描述：“他们并非迫不得已离开故土，而是自愿放弃了值得留念的社会地位和尚可温饱的生计。

他们之远渡重洋来到新大陆，决非为了改善境遇或发财，他们之离开舒适的家园，是出于满足纯正的求知和需要；他们甘愿尝尽流亡生活的种种苦难，去使一种理想获得胜利。”

[102]对于虔诚的充满理想主义的清教徒来说，清教主义的理想是崇高和神圣的。

清教主义的“预定论”

和“天职观”

使清教徒们自认为与众不同。

强烈的宗教责任感和使命感驱使他们总想通过自己在尘世的努力来证明上帝对自己的“恩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