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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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贸易自由（第3页）

但几年以后，正是皮尔废除了《谷物法》，以至于辉格党人甚至抨击皮尔从前“在辉格党人当政时反对自由贸易是为了随后自己去实行它”

[45]。

辉格党人对皮尔的这种攻击似乎不无道理，因为从30年代起，自由贸易问题不仅成为英国工业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辉格党和托利党之间党派斗争的重要内容。

整个30年代是辉格党人掌权的年代（1830—1834为格雷内阁，1834—1841为墨尔本内阁），然而，赞成自由贸易的辉格党人尽管有些降低关税的尝试，但在英国走向自由贸易的历史进程中却基本上毫无建树，有史家评论是因为辉格党人在政府各部门工作协调上的低效，及财政金融管理上的失败。

[46]然而这个分析未免过于表面和简单。

从根本上说，英国没能在30年代沿着赫斯基森改革的方向继续走下去，还是由于国内保护主义势力的强大。

从30年代末开始的两党日益突出的自由贸易政策之争，实质上反映的是自由贸易主张和保护主义传统之间的分歧与斗争。

1840年英国议会下院成立专门调查进口关税问题的特别委员会，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分析了英国现行关税状况，指出：保护性关税政策以牺牲国家财政收入、牺牲英国与其他国家商业往来为代价，满足的是一些特殊利益集团，而给予殖民地的优惠关税，则牺牲了母国的利益。

[47]这份“不亚于一个自由贸易宣言”

的报告，对英国的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

在此基础上，辉格党政府决心向英国的三大保护主义利益集团发起进攻，他们提出议案，要求以固定税率取代1828年的谷物进口调节税，降低来自外国的糖和木材的进口税，同时提高来自殖民地的糖和木材的进口税。

但在下院辩论中，托利党人将火力集中于糖税问题，提出必须保护西印度群岛殖民地用已获解放的自由黑人生产出来的糖[48]，以提高其与那些仍然使用奴隶劳动的国家所产糖的竞争力。

托利党人因而使自己的保护主义立场具有了道德的力量，不仅击败了辉格党政府的议案，而且乘胜追击，一举赢得1841年大选，组成了皮尔内阁。

在同时代人的眼里，罗伯特·皮尔是“一个保守党人中最具自由思想、自由党人中最具保守思想的人”

，这多半指皮尔在辉格党人支持下，最终顶住托利党内保护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一步步使英国走上自由贸易的道路。

当1850年皮尔因骑马摔伤而去世时，科布登这样评价他：在政治家们中，现在已经找不到具有时代思想的代表了”

[49]。

维多利亚时代著名的社会改革家沙夫茨伯里伯爵（TheEarlofShaftesbury1801—1885）曾在当时的日记中写道：“这个人的政治生涯在政治家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他以反对派开始，却以推行（而不是简单的支持）现今几乎每一个重大问题而结束。

……”

[50]

事实上，皮尔是个极有远见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善于并敢于根据形势的需求及时对自己的立场作出重大调整。

此外，皮尔并不是一个极端保护主义者，对于《谷物法》的存废，他考虑更多的是整个全局而不是党派的立场分歧，例如他在1839年的一次议会发言中曾表示：“我可以毫不犹豫地说，除非《谷物法》表现出不仅与农业的繁荣、地主利益的维持相一致，而且也与国家整体利益的维持、保护，特别是与劳动阶级状况的改进相一致，否则它实际上就已完结了。”

[51]

从英国在19世纪40年代逐步攻陷保护主义最后堡垒的历史进程，我们不难看出皮尔立场的变化。

30—40年代正值英国国内社会矛盾尖锐、经济形势困难时期，农业收成从1837年起就一直不好，到皮尔上任时，情况变得更糟。

根据历史资料统计，当时农业工人的周工资只有10先令，城市的熟练工人也只有18先令，每11个英国人中就有一个属于赤贫。

无论乡村还是城市，经济都是一片萧条，伯明翰人口的15依靠救济过活，而曼彻斯特有116家工厂倒闭，5万人接受济贫救济。

[52]

1842初，约翰·布莱特在信中写道：“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是乞丐。”

而他的传记作者肯思·罗宾斯（KeithRobbins）则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饥饿与政治从来没有像在1842年那样紧密相连”

[53]。

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对由“反谷物法同盟”

（Anti-LawLeague）发起、声势日益壮大的要求废除《谷物法》运动，皮尔决心“要使英国成为一个生活费用低廉的国家”

[54]，但他并没有立即改变组阁时维护《谷物法》的立场，而是从降低、取消关税入手，选择了一条“避免剧烈变化”

的渐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