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格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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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现贸易自由（第4页）

1842年，皮尔首先修改《谷物法》，进一步削减了谷物进口税率，接着在1842年政府预算案中不顾各方面的强烈不满与反对，决定开征3%的个人所得税[55]，以弥补削减关税造成的政府收入下降和严重的财政赤字（拿破仑战争期间所得税税率为5%，是引起战后初期英国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原因，已在1816年3月被议会废除），紧接着又提出“关税法案”

，对几百种商品的税率作了大幅度削减。

1844年继续削减包括食糖在内的商品进口税。

[56]

和平时期征收个人所得税的新财政政策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1844年政府的收入已超过支出200万英镑。

到1845年，皮尔提出更加趋向自由贸易的预算案，进行了更大规模的关税改革，几百种包括大部分原料和食品在内的商品进口税被完全废除，1000余种商品的进口税被降低，同时取消了全部英国工业品的出口税。

至此，英国保护主义的藩篱已基本倒塌。

1845年秋爱尔兰、英格兰马铃薯严重歉收造成的饥荒，成了攻克保护主义者固守的最后阵地——《谷物法》的导火索。

皮尔意识到《谷物法》必须尽快废除，他首先在内阁提出中止征收粮食进口税，建议通过发布枢密院令，或者召集议会进行辩论来解决，但未获通过。

这时，辉格党领袖约翰·罗素（JohnRussell1792—1878）发表著名的“爱丁堡来信”

（TheEdier），宣布辉格党放弃以固定税率取代调节税率的立场，呼吁立即废除《谷物法》，“彻底结束已证明是扼杀商业、毁灭农业，引起阶级之间尖锐分裂，成为贫困、疾病、死亡和犯罪根源的保护关税制度”

[57]。

1846年1月，围绕皮尔提出的议案，一场关于是否废除《谷物法》的议会大辩论开始了，它被认为是“英国近代议会史上最重大、最激动人心的场面之一”

[58]。

在冗长激烈的辩论中，皮尔共作了五次长篇演讲。

1846年6月，议案终于先后在议会下院和上院获得通过。

然而，《谷物法》被废除的同时，皮尔的政治生命也完结了——他坚定鲜明的自由贸易立场引起托利党内部的分裂，皮尔被迫辞职。

一年多以后，当有人将法国发生二月革命、路易·菲力浦被推翻的消息告诉皮尔时，皮尔指着议会中保护主义者的议席说：“如果我当初听了他们的，法国所发生的事就会在这里出现。”

[59]

《谷物法》的废除“炸毁了地主阶级保守势力赖以抵御自由主义经济体制的最后一道屏障，从而解除了土地阶级独占政权的经济防线”

，以皮尔为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家，“强迫保守党完成了自由资本主义所要求的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

[60]。

尽管皮尔政府的垮台，说明英国保护主义传统及其势力仍有相当的政治能量，然而它们毕竟只是强弩之末。

新上台的辉格党罗素政府于1849年宣布废除《航海条例》，至此，英国终于彻底告别以保护关税和垄断贸易为特征的传统贸易政策，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完全实行自由贸易的国家。

从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提出自由主义经济原则，到自由贸易在英国最后实现，其间经历了整整70年，而在它取得胜利的最后阶段，英国工业革命已基本完成，由此给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巨大变革与利益，已经有目共睹，英国的世界工业霸主地位正如日东升。

然而，通往自由贸易之路的最后冲刺依然充满阻力与斗争，这不免让后世读史的人们感到某种困惑——那些激烈反对皮尔的自由贸易举措，反对放弃传统贸易政策的人，究竟出于什么样的立场与考虑？难道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事实，看不到英国真正的国家利益所在吗？

从历史记载来看，皮尔的废除《谷物法》议案在下院经历了三次表决，尽管遭到许多托利党议员的激烈反对，但在辉格党人的支持下均仍以多数票获得通过。

而在议案提交上院后，形势却远非如此明朗，因为上院集中了众多的土地贵族，而他们反对废除《谷物法》的倾向是明显的。

最后，由于威灵顿公爵的极力劝说，议案终于被上院通过。

历史见证了这有惊无险的一幕。

翻开威灵顿公爵在英国上院对皮尔废除《谷物法》议案进行二读时的演讲稿，多少让人生出几许感叹。

作为托利党元老和上院议长，作为曾经战胜过拿破仑的英雄，威灵顿的演讲几乎可以说是苦口婆心。

根据历史记载，威灵顿并不是完全赞成废除《谷物法》，从感情上他是站在保护主义一边的[61]，但他对皮尔议案表示了坚决的支持，对在上院积极鼓动反对议案的德比伯爵作了坚决的驳斥。

然而，威灵顿在演讲中反复劝诫托利党贵族议员的，并非是自由贸易的种种好处和废除《谷物法》的必要性，而只是集中于两点：第一，议案在下院已获大多数票通过并经王室同意，上院如果离开了下院和王室什么事也做不了；第二，如果拒绝议案，其后果将是政府辞职、举行大选，新组成的政府还是会提出同样的议案。

[62]显然，威灵顿公爵清楚地意识到：废除《谷物法》、实行自由贸易已是大势所趋，正如同1832年通过议会改革法一样。

在探究反对皮尔自由贸易改革的人们的立场时，学者往往仅将其归咎于土地贵族阶级势力的顽固与强大，但实际情形远比这复杂得多。